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

我国对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从而出现了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大体分成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都有很大的改变,笔者就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分析其中转变的原因。同时,笔者就《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举证责任的修改进行了评析并给出自己的司法解释建议。     

重生与毁灭——辛亥百年对晚清改革的透视

清政府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先是昧于世界大势,顽固不化,没有改革的主动意识;继而迫不得已改革,寄希望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兴办现代企业来挽救和维护专制统治;等到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政体改革的紧要关头,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专制权力,触动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在众叛亲离中轰然倒塌。     

改善创新人才培养教育环境的若干思考

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人才培养规模位居世界之首。近年来,我国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高校创新人才成长的计划,并取得较好成效。但还要看到高等教育在本科教学实践、教学科研投入以及跨学科、跨实验室参与科研活动等环节方面还很薄弱,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此,我国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明确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加强学术规范制度建设和产学研的合作,为创新人才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事业单位“管办分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管办不分导致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低下。推进管办分离就是将政府部门举办事业与监管事业的职能相分离。目前事业单位管办分离工作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下改上不改造成对口衔接不畅;行业主管部门、新成立机构与分离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及职责定位不清,造成新的政出多门;事业单位在运行中自主权与活力不足;事业单位法人的外部监管力度不够;部门间的整体联动不足等。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管办分离后的协调与保障机制,构建符合事业单位自身特点的运行机制。     

我国传统轻工业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中的政府功能探析

当前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轻工制造业作为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在保持社会稳定、解决就业以及扩大内需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制笔业这一典型的轻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例,分析了现阶段制约我国轻工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在推进我国轻工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中如何发挥政府的功能性作用。     

论银行监管机构的侵权责任——以银行破产和英美法为例

监管者在银行破产中享有巨大的权限。在许多国家,利益受损的股东或存款人针对监管者提起侵权之诉,银行法赋予监管者豁免是受害人败诉的主要原因。给予监管者一定程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保护不应使得受损方不能获得实质的救济。从经济、政策或正义层面来看,给予监管机构侵权责任的绝对豁免并不合适,绝对豁免与金融体系稳定、效率和正义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维持效率的同时,应当分析受害人和监管机构在损害过程中的角色,而不能采取过于僵硬的绝对豁免的方式,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的统一。     

探析临床紧急用血中法律原则的适用

我国法律对临床紧急输血有严格的规定,血液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临床。但临床中因紧急输血不能而发生的事故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乃法律的严格规定与保护个人生命原则的竞争。通过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价值衡量,在临床紧急用血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可以直接根据患者生命权至上原则和救死扶伤、保障临床需要的原则为患者紧急采血、输血。     

地方债务管理模式的选择:理论框架、国际比较及启示

控制和防范债务风险是地方债务管理的目标,这一目标通过金融市场约束、地方政府自我约束、中央或联邦政府的控制三种机制实现。每一类地方债务管理模式主要通过某一种实现机制发挥作用。一国对地方债务管理模式及相应实现机制的选择主要受到金融市场的健全程度、地方财政自律性、地方财政自给程度、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对代表性国家的比较分析表明,以上主要影响因素的特征与地方债务模式的选择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中国长期以来对地方债务采取行政管理模式有其必然性,未来较长时期中央政府控制仍将是有效的机制。为了逐渐建立地方债务硬约束,管理模式应适时从行政管理转向法规控制。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传统政策执行模式的普遍应用,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为克服这些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将政策执行过程视为社会建构过程,强调多元主体间平等协商和互动对话,主张尊重差异、增强信任与合作,鼓励释放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增强政策执行过程的民主化与合法性,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为了使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成为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和实践平台,仍需建构成熟的公民社会和配套的宏观制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