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侠客与法文化

宪法变迁的过程也是宪政秩序的塑造过程 ,需要妥善处理好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宪法变迁主要有三种方式 :宪法修改、解释和宪法惯例。每一种方式对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适应性都有利有弊。宪政秩序的塑造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变迁方式 ,而需要三种方式相互补足的综合性变迁模式。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的编制

目的编制能对限定责任能力进行客观分级的评定工具。方法结合国内外有关的鉴定理论与实践报道,参考国内外的类似评定工具编制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DCRRS);并对该量表进行回顾性测试,分析其信度和效度。结果《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结构合理,其界限值所划分的不同法定能力等级与专家鉴定间也高度一致。结论DCRRS对于客观地对限定责任能力进行分级具有参考价值。     

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为打击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我国刑法关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及相关反恐怖主义条款的规定 ,体现了国际公约的精神和原则。当前 ,修改和完善刑法、制定反恐怖主义专门法规、实现反恐怖主义立法全球化是我国加强和完善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基本形式。     

精神病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多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更科学、客观地评定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方法。方法对239例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件资料进行相关分析和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对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评定有重要影响的判别因子。结果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稍有差异,但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高度相关;精神科诊断、作案现实动机、作案对象选择性、作案后逃避责任、生活自理能力损害、现实检验能力损害为辨认能力的判别因子;精神科诊断、作案现实动机、作案前先兆、作案对象选择性、作案后逃避责任、工作学习能力的损害、自知力损害、现实检验能力损害、自我控制能力损害为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建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判别方程经组内、组外考核有较高的正确率。结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判定的多元方程有较好的实用价值,有助于提高鉴定结论的一致性。     

公安高等院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探析

公安高等院校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怎样担当培养 2 1世纪公安工作需要的高素质的公安应用型人材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公安高等院校面临的紧迫任务 ;明确公安高等院校学生素质目标在构成内容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 ;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公安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 ;优化教育思想观念 ,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 ,是公安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保证。     

日本典型劳动社会保障智库研究:主要类型与特征分析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焦点,而率先步入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日本,其劳动社会保障智库建设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参考。分别考察了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劳动社会保障民间智库、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的发展演进历程。民间智库通过与公益财团法人结合,得以保持其专业性与财务可持续性;官方智库体现出较显著的整合趋势,由法律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高校智库在财务可持续性上有天然优势,而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是其主要抓手。日本劳动社会保障智库的特征包括:重视田野调查与数据挖掘,依据智库性质分类治理,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智库影响渠道多层次。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再探讨

"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应当从广义的"飞车抢夺"和狭义的"飞车抢夺"两个层面展开。广义的"飞车抢夺"刑法定性应当注意行为性质转化以及事前、事中、事后的附加行为因素对"飞车抢夺("狭义的)刑法性质上的影响;狭义的"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应当考虑"飞车"对"抢夺"刑法性质的影响。     

新时期推动群众工作创新的思考

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了尊重群众、为了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等一系列群众工作思想和方法。在群众工作时代条件、对象和内容发生新变化的今天,党要不断推动群众工作的创新,更新群众工作观念、创新群众工作的载体、壮大群众工作队伍,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和谐发展。     

探究校车网络舆情的政府应急机制建设

近年来重特大校车事故频发,校车网络舆情展现出爆炸性、指向性、互动性、传染性、周期性等特点,对政府的校车安全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校车网络舆情得不到妥善处理,极可能诱发网民的不满情绪及不测行为的发生,进而破坏和谐的社会生活,影响社会的稳定。对此,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套相应的网络舆情应急机制,包括网络舆情监测机制、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和网络舆情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