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惩治战争罪国内立法的完善

研究战争罪国内立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帮助国家领导者的正确决策,履行国家的国际承诺,震撼潜在的危及和平的争端和情势等方面具有不可抵挡的作用。适用国内惩治战争罪是我国相当时期内的现实选择,目前我国有关战争罪国内惩治在宪法、基本法、程序法的规定上存在较多的缺陷,需要从立法上予以补充和完善。     

论高等学校法治视野拓展——以高教软法与硬法的融合为视角

伴随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高校"自治"与法治问题凸现,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软、硬法理论为我们解决该矛盾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模式和广阔的理论空间.在高校法治规范中,高教法律法规作为硬法在宏观、总体、长效、主干上加以规范;高教各类规范性文件作为软法在微观、具体、应急、枝叶上发挥作用,软法弥补硬法之空缺,硬法对软法进行检查与监督,合力构建高校法治秩序.     

“三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制度的问题及普惠化改革

生育成本是阻碍公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三孩”政策出台之后，其影响将更加明显。研究认为， 作为降低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我国当前的生育保险制度在公平性、法治化、待遇水平和责任分担机制等方面 均有不足。为了促进国家人口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必要对生育保险制度进行“普惠化”改革。同时，由于具有 坚实的物质基础、法律基础和政策基础，这一改革路径也具有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建议，应当以“社会共同责任、 普遍性、奖励性”三大原则为指导，对生育保险制度在主体、缴费和待遇标准等方面进行适度改革。     

对价值评价为法律推理的逻辑中介观的质疑——兼与张继成教授商榷

长期以来,我国有学者一直认为价值评价是由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该"的逻辑中介.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设计实则谬误,它不但违背了近现代以来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而且把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预期带入了法官的价值偏爱和癖好之下,破坏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这一正义的司法要求.法官只有否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命题,重新认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真正实现大陆法系传统下法官司法的功能.     

NMDAR1在成人心脏中的分布及其法医学意义

目的 检测成人心脏中NMDAR1蛋白,观察其分布情况,并探讨法医学意义。方法以12例高坠死亡成人心脏为标本,提取左、右心室和心传导系统（窦房结、房室结、房室束及左右束支）组织作为实验组;取大脑额部组织作为阳性对照组。所取标本各两份,一份采用westernblot技术检测NMDAR1蛋白,另一份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法观察NMDAR1在成人心脏中的分布。结果两组中用westernblot均可检出NMDAR1蛋白表达,其强弱程度：脑组织最强,其次为窦房结和房室结,左右心室肌最弱;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结果在心脏传导系统可见NMDAR1阳性表达,而在心室肌中未见表达。结论成人心脏中存在NMDAR1,主要分布在心传导系统,NMDAR1可能在心脏电生理和病理生理中起作用。     

分子印迹技术在法庭毒物分析中的研究进展

分子印迹聚合物具有预识别性、高度选择性、实用性,已广泛应用在样本前处理中,可以选择性的识别复杂基质中低浓度目标物,提高检测灵敏度。本文旨在综述和探讨分子印迹技术的原理和在法庭科学领域毒物分析应用中的研究进展。     

德国刑法学中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流变、现状与趋势

德国刑法学自客观违法性论战胜主观违法性论而取得理论上的支配地位以后,历经了一元结果无价值论的盛行、行为无价值概念的引入、一元行为无价值论的闪现以及折中二元理论最终成为通说的过程。对于中国刑法不法理论来说,从中可以得出几条基本经验:第一,只要承认不法具有确定犯罪类型的功能,那么二元论就拥有难以撼动的内在合理性。第二,强化法益侵害对于不法的基础性意义,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理论发展的大势所趋;同时,行为无价值也完全可以和法益保护立场相一致。第三,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应以法益侵害和结果归责为纽带建立起紧密的内在联系。     

农民工犯罪社会控制机制分析

文章从文化冲突和农民工生存困境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通过分析道德、刑法和公共政策在控制农民工犯罪问题上的利弊,认为科学的公共政策是消减现阶段农民工犯罪社会原因的最佳选择。     

刍论提高党的¨五大能力”——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的思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其本质内涵在于立足国情实际、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出发,不断培养提升党在执政实践中的谋略与制胜能力,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创造坚实的基础.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基本要求是着力提高党的"五大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失志以后的歌哭——曹植、阮籍诗歌比较

曹植之失志 ,是被“夺志”;阮籍之失志 ,则是“弃志”。失志原因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心境、安顿身心的方法和诗歌的抒情方式的差异。曹植因失意而痛苦 ,却无法忘怀已被剥夺的志向 ,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安顿身心 ;阮籍孤独而苦闷 ,怀疑甚至否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曹植采用比兴的手法 ,抒情中带有“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 ;阮籍则意欲摆脱具体事实 ,注重更为纯粹的情感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