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职能悖论"

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全球化经济新秩序的内在需要。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体制总是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动态地随社会结构变迁而变迁。本文将政府职能转变置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之中,对政府职能转变与“职能悖论”进行深层利益剖析,以探析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机制、阻力机制与发展路径。     

中国特色社区警务工作的创新模式——以“义乌公安经验”为视角

从世界上四次警务革命的情况看,发挥我国警务工作的自身优势是中国社区警务改革的理性选择;社会化管理、科学化管理是中国社区警务改革的必由之路。义乌公安社会化管理的主要经验有:一是警务工作要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以群众是否需要、是否满意为主要目标和基本标准;二是警务工作要积极争取群众的参与、支持和配合,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三是要在公安机关的领导指导下,将一部分管理工作交给社区自主负责;四是要大力发展保安服务业,把对单位、个人的安全保卫任务和商业性活动的保卫工作交给保安公司承担,实行有偿服务。     

和谐校园建设中的管理机制创新

构建和谐校园是高校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高校管理机制创新在和谐校园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实现建设和谐校园的目标,高校管理机制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创新:创建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机制、公开公平的校务运行机制、诚实守信的道德约束机制、流动开放的人才聚集机制、充满活力的创新发展机制、安定有序的校园稳定机制等。     

确立检察机关拘留权之构想

拘留权是决定和执行拘留的权力。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拘留统一由公安机关来执行,检察机关只有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在特定情况下的拘留决定权,而没有拘留执行权。这就使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影响了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了诉讼的效益。应当尽快赋予检察机关一个完整而又名副其实的拘留权。     

推进制度创新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关键

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制度安排和谐是核心内容。必须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就当前我国农村实际而言,以农村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和以农民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制度的建设最为紧迫。     

我国当代社会泛政治化因素分析

我国当代社会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泛政治化”是一种缺乏政治理性的行为,它妨碍了正常的政治发展,使人们对社会问题不能做出实质的理解和处理,也使社会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还常常带来政治冷漠。我们应当摈弃“泛政治化”的思维模式,构筑政治的理性主义,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处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司法、教育等等的关系,以积极理性的心态来开展政治参与。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青少年成长——论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艰苦奋斗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并赋予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又充分体现了现代人的崇高追求和高尚境界,是社会主义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精确提炼和生动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艰苦奋斗精神”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在不同的时代,内容和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它绝不会消失。我们要教育和引导青少年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社会多作贡献。     

反倾销法中实质性阻碍问题的合理性探析

实质性阻碍是反倾销法损害认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和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共同构成反倾销法中的损害要件。实质性阻碍在反倾销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总体上探讨反倾销法律制度经济和非经济的合理性,并分析其在实质性阻碍标准中的应用,同时也将审查特别适用于实质性阻碍的理论依据。     

关于扩大人大财政监督职责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审议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政府机关的工作,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人大财政预算监督质量还不高。对此我们认为:一、应该对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及其实施有更加明确、规范的规定。二、针对我国目前预算实施所出现的问题,考虑(1)建立重大项目的特别全程审查制度。(2)加强人大对部门预算的审查。三、明确“第二财政”的财政性,把他的使用纳入人大的审查和监督的范围。     

Governing Chin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Provincial perspective

China is a country of province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are important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o will be governing China’s province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nd how they are going to govern them.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address three critical issues related to governance of China’s provinces. First, it will describe the new provincial leadership of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t will identif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erm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new leadership compared to that of earlier years. Second, it will analyze political structural chang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t will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veral important provincial institutions and identify significant historical changes. Third, it will assess public policy orientations of the new provincial lead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