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类型之不足与重构

充分的行政诉讼类型能够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机会和保障行政审判权的有效运作,也有利于行政诉讼程序和审理规则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未实现法定化,行政诉讼种类较少,有些行政诉讼类型有悖于诉讼基本原理,因此有必要进行重构。     

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的探索

教育、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一直是发展经济学讨论的重要命题。通过考察研究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文献,可以发现教育培训与个人收入水平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理论分析指出,国际学术界不久前采用教育基尼系数作为一种新的衡量人类资本和福利分配尺度的经济指标,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对分析与解释我国教育不平衡及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拉携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

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名誉会长和中拉友协的会长,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很高兴来这里参加这个国际学术论坛,同在座的新老朋友、专家学者见面,共同探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形势.这也是每年一度国内研究拉美和加勒比问题最高水平的盛会.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缘于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与传统民事诉讼不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诉讼目的公益性、受案范围类型化、诉讼结果扩张性等特点。诉讼主体资格的界定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原告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诉讼前置程序的设定强化了保护公益及防止公益诉权滥用的目的;在消费公益诉讼的处理规则方面,对和解、调解、撤诉等方面的限制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而裁判效力的扩张又超越了传统既判力制度的规定,为确保维护公益提供了特别程序规则。     

论美国对抗性宪政文化及其在20世纪的发展变革

具有限制国家权力的意蕴的对抗性法律文化,是美国宪政文化传统中的制度性结构因素。美国对抗性宪政文化的普及和深入以及在2 0世纪的发展变革,证明用法律的手段使政府权力对公民采取负责的行动,仍是必须和必要的,承认个人自由并对每个公民个体的利益和价值给予共同关心,仍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     

社会法的范畴及体系的展开--兼论社会保障法体系之构造

社会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域,突破了传统法律部门之间旧有的疆界,以"生存权的保障"为轴心,将不同的法律规范、尤其是从古典乃至近代的私法规范中引中出来的各种原理重新整合,不仅顾及权利人(部分社会)的利益,而且强调与义务人(全体社会--国家)的关联.随着生存权保障的范围日益扩张,以及实定法建构的日益完善,社会法之边缘亦日见扩充.     

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针对民营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导致民营企业文化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建设民营企业文化的策略。包括必备的观念、应坚持的原则及应实现“四化”。     

加强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刻不容缓

近几年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不断发生的激烈程度升级的群体性事件,一次次敲击着人们的心灵.从贵州瓮安"6·28"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广东东莞"11·25"事件,到今年广西"靖西民众抗污事件"等,深入探究这些重大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论证、评估不够充分,或者对重大改革政策出台后果预测不足而导致的.为此,必须建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即凡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可能因实施产生利益冲突的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都应进行完整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凡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大项目坚决不上或"缓建".这一制度建设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就业风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模型与实证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就业风险是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且创新性地发现就业风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传导机制是间接的;基于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自身能力、就业环境和就业条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风险较大,形势不客乐观。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改善城镇就业环境、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风险,以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序性、平稳性和持续性。     

中国国际行为的调整

中国在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重新加入到国际社会,这是中国努力认识自身发展需求和当代世界变化、主动调整国内行为和国际行为的结果。中国国际行为的逐步调整,首先表现在行为态度上:修正了“世界观”;中止了“革命者”形象的塑造;改变了弱国立场和态度;放下了历史包袱;形成了参与国际制度的意识。其次表现在行为方式上:由其重在服务于反敌转向重在服务于交友和合作;由根据敌、我、友等不同关系转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相应的行为方式;由只重视与本国利益直接相关的双边行为转向既重视双边行为又重视与本国和世界利益相关的多边行为;由在国际制度外消极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转向在国际制度内积极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由依靠历史的、法理的根据和自身的力量争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转向除自身据理据力之外同时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争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国国际行为的调整,预示着中国将形成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前苏联的而是同中国自身利益和责任相吻合的一种国际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