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启发决策理论与美国总统使用武力：一种定量检验

多元启发理论将决策过程假设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决策者基于一个简化的心理认知捷径和非补偿原则排除了那些不能满足关键维度效用的方案；第二阶段则在剩下的方案中以一种理性选择方式选定效用最大的方案。本文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CB3．0）选取了1946年至2006年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数据来检验多元启发理论决策两阶段和非补偿原则的假设。本文的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在决策的第一’阶段，作为关键维度的国内政治得失对总统应对外交政策危机时是否使用武力的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支持了多元启发理论关于领导人基于-~＊1-偿原则决策的假设；在第二阶段，理性因素如实力差异、对国际影响的威胁以及国内经济条件等对总统使用武力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这些发现支持了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假设。     

从坎昆峰会看外交政策中的公共议程博弈

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峰会在墨西哥坎昆举行。这次峰会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为防止气候变化而共同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坎昆峰会在国际社会关注度和期待值上,     

中国对东南亚公共外交的问题与建议

公共外交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资产，对于传播本国外交理念，塑造国家形象，改善本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有重要的意义。但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公共外交也具有局限性，其作用不应该过度被夸大。本文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为例，分析了我国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志愿者工作与通讯网络的构建——以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工作无线通讯网络的运行为例

大型志愿者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志愿者组织者创新工作模式,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手段,构建通讯网络体系,更好地进行快速动员、力量整合、人员管理、协调联系、及时处置等工作,以保障志愿活动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工作在构建高效、便捷、通畅的无线通讯网络运行维护机制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值得借鉴。     

重建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学

中国当前文化批评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大众媒体时代批评的狂欢映衬出立场反思和社会批判的双重失落。重建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不仅仅要依托现代公共领域言说策略,更要坚持"总体性批判",通过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整体政治现实,在局部的领域中建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即倡导一种"震惊体寓言批评",力求采取轰动效应、震撼效果和多重立场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政治目标。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在理论上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其在法律和法学上都具有普遍的基础性，尤其对中国问题具有特别的针对性。界分这两类证据的基本标准是，在证明逻辑上看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生成”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有则为实质证据，无则为辅助证据。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区分这两类证据的规范意义在于，能够较为具体地说明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许多职权行为应有的合理证据规范，以及中国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应有的法律变革。今后，应当在理论上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尤其是法律解释上明确这两类证据的区分并对其运用进行合理规范。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的实践及其规制——以金融纠纷调解为视角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制度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委托调解方式。必须通过厘定可委托调解案件范围的界限、适用辨清事实和司法审查相结合的辅助制度、加强培训及增加激励等举措完善该项制度。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综述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其间出版、发表了大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些进展.重复劳动等问题仍然存在.     

“人格物”是一个伪命题吗?——基于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分析

"人格物"是一个在对人格权保护的讨论中所衍生出的新兴的概念,其特点表现在一般的物品上附着了当事人的情感利益,对于特定当事人来说物品具有了一定的人格化倾向。行为法律经济学是西方法经济学研究中所发展出的新的分支,其强调在分析法律问题时应该使用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架构,以新的视角发现和探索法律问题的根源。在使用行为法律经济学方法对人格物进行分析后,人格物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于物品的价值无法判断,所以其很难作为一个完善的概念纳入人格权保护的体系之中。因此,在具体涉及到人格物的案件中,应该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How External Intervention Made the Sovereign State

From post-World War II decolonization to establishing order in war-torn polities today, external intervent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sovereign statehood in weak states. Much attention in this regard emphasizes local reactions to outside pressures. This article augments these perspectives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ways that foreign actors ma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overeignty through their efforts to work with various domestic groups. Structured comparisons of China and Indonesia during the early to mid-twentieth century suggest that active external intercession into domestic politics can collectively help to shape when and how sovereignty develops. As these are least likely cases for intervention to affect sovereign state making,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actors indicates a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 effects of outside influences on sovereignty creation more broa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