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的模型化识别及防范治理——基于诉讼结构的视角

民事诉讼领域里虚假诉讼所涉及的诉讼结构主体,包括原被告、审判方以及关联方:监督方、律师、受害第三者。虚假诉讼原告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调解书,最终目的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虚假诉讼标的基本表现为财产权纠纷;虚假诉讼缺乏真实意义上的诉讼理由。虚假诉讼内涵的七大识别点,显露于构筑其模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防范与治理虚假诉讼,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规范诉讼主体、审判方和律师,加强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健全对受害第三者的救济。     

证据认证模式刍议

证据的认证亦即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目前,立法上对证据的认证规则缺乏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认证模式也比较混乱。规范证据的认证模式,明确二步认证的证据认证模式无疑有利于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公权异化”概念的辩证解析

"公权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对其进行辩证唯物哲学层面的研究,具有极大的认识论意义。而要深入研究"公权异化"问题,首要的是对"公权异化"概念进行正确的理解。在进行大量的文献研究后,试求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公权异化"的概念做出辩证解析。     

讯问中的情感感化方法研究综述

在讯问实践中，侦查人员所使用的各种讯问方法中，情感感化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而且实际功效也是非常明显的。情感感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讯问方法，有其自身特有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效地运用情感感化方法，能够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口供，挖掘出新的线索，查清案件事实。然而，已有文献资料对情感感化的论述比较粗略，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剖析，多是一些经验性的总结，尤其是在情感感化具体方法这块比较空白，对该方法的实用价值评估过低。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民建以民主、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本文主要叙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政治纲领和重要政治活动。     

浅论犯罪心理画像在我国刑侦实践中的应用

犯罪心理画像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行为心理学的理论和原理对与犯罪有关的行为进行分析,以提供犯罪行为人最为可能的人格特征、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信息,从而协助侦查机关确定侦查范围的一种技术和方法。近些年来,犯罪心理画像已越来越多的引起侦查学界的关注和兴趣。然而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犯罪心理画像的适用条件、研究方法、以及厘清刑事科学技术与其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将其应用于侦查实践之中。犯罪心理画像可适用于任何刑事案件,关键在于通过剖析、研究个案中犯罪行为人的心理,积累行为资料,为侦查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案例指导。     

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系针对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做出的立法反应。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采取了＂分散型＂的立法模式,《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有组织犯罪法》、《通讯秘密及隐私保护》等法律对电话监听、函件扣押、卧底证人、污点证人等秘密侦查行为作了法律规制,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秘密侦查的于法无据问题。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带有明显的葡萄牙法制的痕迹,这表明澳门地区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虽已启动经年,但要真正制定出符合澳门本土的法律制度,并逐渐摆脱葡萄牙的阴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相对于秘密侦查立法至今仍然一片空白的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试析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廉洁自律,致力于反腐倡廉,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反腐倡廉思想。主要有八个方面：第一、建立廉洁政府,从体制机制上铲除腐败土壤;第二、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私利的观念;第三、注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严惩腐败行为;第四、共产党人应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第五、共产党人应讲究节俭,时刻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第六、建设大公无私、作风正派的队伍;第七、以史为鉴,任何时候都要做到＂两个务必;＂第八、各级领导要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毛泽东率先垂范。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清平时代。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对今天廉政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克服定义式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局限性需要一个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是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在经济法学领域中的运用与发展,有利于突破经济法语言瓶颈、克服经济法的先天性语言困境;这一转向的具体内容就是从经济法责任特定的宏观语境、中观语境及微观语境来理解和把握经济法责任的意义。     

论富勒“合法性原则”的道德性与制度化

在上个世纪中叶进行的理论交锋中,富勒与哈特针对"合法性原则"的性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哈特认为"合法性原则"是功效原则,富勒坚持认为"合法性原则"是道德原则。富勒对"合法性原则"道德性质的确定和制度化安排,展现了其作为法学家的人文情怀和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