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亚太战略的中国因素分析——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修改为线索

日本乘一战之机,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南、北两个方向上,初步实施了其对亚太地区的扩张战略。但一战后的华盛顿体制全面否认了日本的在华“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并对以后日本的扩张施以种种限制。为摆脱国际压力,日本于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明确提出了将美国作为其军备的目标,同时,也要保持对中国的威慑。但实际上,中国始终是日本所认定的首要攻击目标。即使是对美俄作战,也必须要先征服中国,以获得战争的资源和作战基地。提高战争能力。为此,1926年,日本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对华作战计划。     

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规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框架

面对日益激增的环境风险，立法规制局限、司法规制消极、行政规制乏力，难以规制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更增加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难度。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筑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主体结构，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制提供了新的框架。在此三元结构框架下，以传统行政理论为基础，可以形成行政自制、协商规制、社会规制，共同作用于在环境行政全过程，规范并制约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行使。     

Where in the World Will China Invest Its Billions?

Despite grand visions of a cosmopolitan planet living in peace, the first globaliz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descended into World War I as the old empires scrambled to preserve themselves as others sought self‐determination. Powers on the losing end of that war reasserted themselves in yet another worldwide calamity within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 early 1950s, with the victorious American‐led alliance in the driver's seat,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arrangements created a global stability that enabled peace, prosperity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 In 2014, the world order is shifting again with the rise of China reviving in Asia the very kind of nationalist rivalries that led Europe to war twice in the 20th century. Will we be able to build new institutions that accommodate the new powershift without resorting to war, or will the second globalization collapse as well? Top strategists from the US, Japan and China respond to this momentous question.     

机关事务标准化:理论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机关事务标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机关事务标准化蕴涵着秩序、体系、科学和效益的逻辑。然而,在推进机关事务管理的实践中,也面临诸如职能定位模糊,标准化体系尚未健全,标准化实施难以落地等困境。基于此,需加快机关事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通过信息化和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来推进标准化的建设。同时,做好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衔接机制建设,厘清不同标准的边界。加快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建设,做好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发布与实施。     

公司决议瑕疵立法的范式转换与体系重构

现行法套用民事法律行为范式,以瑕疵决议一律自始无效确保原告救济,以信赖保护维护公司安定,最终却导致原告救济与公司安定及效率的割裂与冲突。这一冲突的根源在于,以瑕疵决议一律自始无效所提供的原告救济本身缺乏正当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应当按比例原则的要求,以瑕疵严重程度区分安排法律后果,从瑕疵决议效力这一源头上重建组织法范式下原告个体与公司整体利益的平衡。仅在瑕疵特别严重时,才应自始否定决议效力,从而禁止其实施或在实施后恢复原状,否则只应适用决议面向将来无效、损害赔偿等柔性法律后果,公司由此可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决议实施效率及安定。以此为基础,应取消现行“三分法”的诉讼类型划分,而代之以统一的决议瑕疵诉讼及诉讼期限。公司变更决议仅在排除特别严重瑕疵后方可实施并获得存续效力。     

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兼谈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本质的批判,强调“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注重回归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提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对立是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主张通过“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延长线上的丰富与发展。本文从马克思提出的本源共同体三种形式谈起,聚焦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进一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基于信任的自动化决策:算法解释权的原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基于个人信息的算法自动化决策越来越普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相关国内外法律都引入算法解释权加以应对。但由于算法具有黑箱性、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算法解释权是否应理解为一般性权利还是限定性权利,要求系统性解释还是个案性解释、事前解释还是事后解释、人工解释还是机器解释,都存在解释争议与适用困境。在原理层面,这一争议与困境源于个人算法控制论。应以沟通信任原则重构算法解释权,将算法解释权的性质视为一种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算法解释权制度也应进行重构,建议根据自动化决策所处的行业领域、市场化程度、个案影响、企业能力而对其内容、程度、时间和方式作不同要求。     

表达自由的法理价值与法律保障

表达自由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外延显然宽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不仅是思想自由的外在化、公民知情权的延伸,而且也是公民监督权的表现.表达自由的价值形态主要表现在自由、民主、控权和自治等多向度.表达自由的保障主要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立法保护、强化程序保障、正确界定政府限制表达自由权行使的的界限、维护公民的结社自由、落实宪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着手.     

定量检测毒品的蛋白芯片的研发

目的利用蛋白芯片技术建立一种快速、高通量的毒品定量检测方法。方法采用硝酸纤维膜作为蛋白芯片的基片,将多种毒品和蛋白偶联物抗原包被在芯片基片上后封闭,不同毒品的单克隆抗体与之结合,再用荧光染料Cy5标记的二抗孵育,样本中如果含有毒品成分,将会与包被的毒品偶联物竞争性地与毒品的抗体相结合,导致最终的荧光信号发生改变,荧光信号的变化与样品中的毒品的浓度相关。通过荧光芯片检测仪CCD可以进行定量分析,最终判断样本中毒品的含量。结果对506例样本进行定性定量检测,与GC-MS仪器比较后总相关性在88%以上,芯片的检测灵敏度比胶体金方法提高10倍,其检测的特异性达到99%。结论蛋白芯片是一种有效、准确的高通量检测毒品含量的方法。     

关于加强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引导、鼓舞和激励学生,起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2006年5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后,各地都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几年来,我市也非常重视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一些做法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肯定,但一些问题也不能忽视。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一是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二是丰富载体,服务校园文化建设;三是开展活动,增强校园文化建设活力;四是多措并举,挖掘学校文化特色;五是努力创新,增强校园文化建设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