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部分地区乳牛隐孢子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为进一步掌握乳牛隐孢子虫病在河南省的流行动态,从河南省郑州、开封、济源和鹤壁4个地区9个奶牛场采集12月龄以内的乳牛粪便样品582份,用饱和蔗糖溶液漂浮法和改良抗酸染色法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隐孢子虫总感染率为26.12%(152/582).其中,断乳前犊牛(5日龄至2月龄)隐孢子虫感染率为30.91%(51/165),断乳后犊牛(3～12月龄)感染率为24.22%(101/417).依据形态数值初步鉴定为2种隐孢子虫,即微小隐孢子虫和安氏隐孢子虫.微小隐孢子虫在断乳前犊牛阳性样品中的比率为50.98%(26/51),在断乳后乳牛阳性样品中的比率为9.90%(10/101).另外,饲养方式(断乳前犊牛单独隔离饲养和未隔离饲养)对断乳前犊牛2种隐孢子虫的感染率有显著影响.     

澳大利亚2007年度《国家防务报告》评析

2007年7月5日,澳大利亚<国家防务报告>出台.<报告>综合分析了澳的国家防务战略环境、国防力量建设及与区域内伙伴关系的发展等,详细说明了新世纪澳军的任务,并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与利益,澳明显加大了强化国防力量的步伐和力度.<报告>勾勒出国际新形势下澳大利亚国家防务战略的轮廓和方向.澳对世界安全环境的认识、国防政策框架以及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从中可窥以见一斑.     

基因枪轰击注射鸭α-干扰素基因疫苗对免疫鸭抗鸭瘟强毒感染的影响

将鸭α-干扰素基因疫苗pcDNA-SDIFN-α分别按每只1、3和6μg剂量采用基因枪轰击方式免疫樱桃谷鸭,以PBS、空载体质粒pcDNA 3.1( )和鸭瘟弱毒疫苗为对照,注射后第15 d给每只鸭人工感染鸭瘟强毒。结果显示,1μg pcDNA-SDIFN-α免疫鸭有3/12死亡,PBS和空载体注射鸭分别有5/12和4/12死亡;3μg和6μg pcDNA-SDIFN-α免疫鸭以及鸭瘟弱毒疫苗免疫鸭100%受到保护。3个剂量pcDNA-SDIFN-α免疫鸭外周血鸭瘟病毒DNA含量显著低于PBS和空载体对照组,而3个pcDNA-SDIFN-α免疫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表明,基因枪轰击pcDNA-SDIFN-α免疫鸭后能产生一定的抗鸭瘟强毒感染的作用。     

云南特困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问题研究

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云南特困民族地区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区域。家族血缘性、传统习惯法的存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发展模式的制约等诸多相关因素的作用形成了这一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的特殊性;而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传承文化场转换、替代则直接造成这一地区构建和谐文化的特殊性。     

经济法责任独立的理由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基本范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传统责任形态相区别且并存于责任体系之中.经济法责任由竞合性法律责任和独特性法律责任构成,是一种独立责任而不是综合责任.经济法责任的客观存在性和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地位.     

网络婚姻的法律问题探微

网络婚姻作为网络迅速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如,虚拟隐蔽性,便利性等。网络婚姻涉及到不少的法律问题,如网络婚姻是否构成重婚罪,是否能成为离婚的法定事由,是否能基于此理由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其是否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包括同居、忠实义务在内的配偶权。对于这些问题,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中未作出明确规定。网络婚姻所涉及的上述相关法律问题,需依赖法律来进行规制。     

蒙自“8．01”特大杀人案犯罪心理痕迹探析

犯罪心理痕迹是犯罪行为的客观反映,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能被认识的特殊形态。从侵害对象、作案工具、现场的特殊环境等方面,特别是被害人的损伤分布、损伤特征来分析蒙自"8.01"特大杀人案的犯罪心理痕迹,以刻画作案人心理、生理身份及其社会身份特征,从而划定犯罪嫌疑人范围并进而锁定犯罪嫌疑人。     

讼卦之“讼”辩正

目前学术界普遍存有对《周易》讼卦之讼的误读,这种误读甚至影响到了司法实践。事实上以历史语境言,讼从来源看具有必然的天理,从含义看具有丰富的法蕴而非仅指诉讼,从属性看则具有吉性而非为终凶,从深度看也绝无无讼之义。虽然历史上学术受政治影响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讼卦之讼进行学术辩正仍有必要。     

关于行政性垄断的法律思考

行政性垄断是一种借助于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从行政性垄断概念的界定和特征入手,对其成因及表现形式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提出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办法,明确其法律责任,进而建立行政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裁行政性垄断,确保建立公正自由的竞争秩序,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的实践互动与制度协调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三种证据法上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与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种制度的操纵,可以影响到另外两种制度的效果.就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来看,法官对证明标准把握的不同,将会影响到当事人对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的承担,并且客观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功能逐渐趋同,都在为法官提供裁判的方法.就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的关系来看,证明标准设置的高与低,决定着法官证明评价的难与易,反过来,法官又可以通过证明评价来提高或者降低证明标准.就证明责任和证明评价的关系来看,法官通过证明评价活动对证明标准进行操纵,其最终结果将影响到当事人承担的主观的证明责任的轻重,同时将影响到客观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从制度上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的基本思路是从两个方面相向展开,一是使制度的设计更加贴近我国的实践,二是使实践的操作更加符合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