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损失数额的认定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应理解为直接经济损失。认定损失数额可视具体案情采用以下方法：计算被侵权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为依据认定经济损失;根据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认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数额;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失数额;侵权人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业秘密后尚未获取利益即案发,应根据具体案情使用不同的方法衡量其侵权行为情节轻重。     

浅议秘密侦查措施在洗钱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洗钱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专业性和复杂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传统侦查措施面临侦查途径选择难、询问难、取证难等一系列困境,难以及时、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秘密侦查措施在洗钱犯罪案件侦查中既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又在侦查实践中得到了肯定。秘密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技术类侦查措施、诱惑类侦查措施和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这些秘密侦查措施在洗钱犯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行业协会是被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主体之一,由于其自身性质和特点,在实践中既可以雏护和规范竞争秩序,也可能成为限制竞争的工具.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与一般的经营者相比,还存在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危害范围广等特点,各国对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一般采用了较为严格的规制措施.相比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反垄断立法,我国<反垄断法>在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上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认定标准不明确,行业协会的范围不明晰,豁免制度不完善和法律责任体系不健全等,有必要通过立法对行业协会进行明确界定,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试论刑事侦查语境下“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法律认定

形迹可疑型自首是对传统自首的发展,对于便利诉讼和提高诉讼效益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对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理解运用学莽却存在分歧。只有将其纳入刑事侦查实践中审视思考。并相应运用刑事法学的相关知识才能对“形迹可疑”,“盘问”等概念做出全面深入的认识理解,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时各种类型的自首做出准确的法律认定。     

政党外交与国家软实力提升——基于2003—2009年中国共产党重要对外交往活动的考察分析

外交活动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因素,开展得当能够大大提升国家软实力。政党外交,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阵地。通过对十六大以来近7年间中国共产党重要对外交往活动的考察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国家软实力提升中的功能以及需注意的相关问题,意义重大。     

关于商法通则中商行为建构的思考

商行为是商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是与民事法律行为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商行为所体现的营利性特征是其独立性的根源,也是商法独立于民法成为民法的特别法的基础。本文从商行为的内涵切入,分析商行为的营利性本质,体现其独立性,并阐述商行为对我国商法理论体系构建之价值和意义。     

浅谈企业现代信息化财务风险与安全

在市场中发展,必然要面临各种风险,而财务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财务风险存在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企业的财务决策几乎是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的,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条件下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应建立企业财务风险识辨系统和有效的风险处理机制,完善风险管理机构,进一步防范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财务风险的现状及其防范措施进行探讨,以期降低风险、提高效益就显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人概念的历史考察

自人类第三次社会分工以来,商人就活跃在市场交易领域.古代的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在古埃及时代已经成型.中世纪,市场交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地位更加稳固.近代以来,商法被纳入国内法,在法律上,商人被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对待.现代商人则是素质商人,专家型、学者型商人成为时代主流,在强调商人文化素质、经营技能素质和制度素质等共同素质的同时,现代商人还各有自己不同的个性素质.     

规制与自治之间: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发的思考

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商会及其规制的学理探究和制度进言。商会的制度角色定位涉及我国政府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向、政府主导与民间自发生成的商会的协调与整合问题;在规制的目的和正当性、合法性问题上,涉及政府规制的基础理论和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问题;在规制的工具类型上,涉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如何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的基础上,引入激励型规制等新型规制工具,以提高规制绩效。     

"枫桥经验"语境下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之探索

"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检调对接"是"枫桥经验"在检察执行环节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都有相互紧密的传承关系.考察与借鉴"枫桥经验"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是探索与构建检察对接工作机制的一条有效、必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