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机关党员思想政治工作 推动创先争优活动稳步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要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健全工作体制紧密结合;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紧密结合;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机制紧密结合,使广大党员从根本上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基尼系数与侵财性犯罪

本文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解我国10多年来居民收入的差异,认为基尼系数与侵财性犯罪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并利用有关资料加以说明.     

2007年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大盘点

2007年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这一年里,民生是主流话语,民权是时代强音;公民的权利更多的是感受到法律的温情,而政府的权力则受到更多法律的掣肘。促进民生、公民参与、职能转变、权力约束、危机应对,构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主旋律。这些努力和成就,相信可以为中国实现法治政府的梦想奠定坚实基础。     

有争议破产债权的确认——兼论我国新《企业破产法》的完善

在破产程序中,对于有争议债权的确认方式直接影响到破产程序的效率和确定性。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对于有争议债权的确认方式采用的是普通诉讼方式,但在诉讼的管辖、诉讼效率等方面规定不尽充分,且缺乏对有争议债权未决阶段债权临时确认规则的设计。建议在《企业破产法》完善过程中,增设有争议债权临时确认规则、协调《企业破产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对于有争议债权诉讼管辖的规定,设计加速有争议债权诉讼的程序。     

论增强民主党派特色

民主党派的特色是民主党派的立足之基,力量之源。要增强民主党派特色,明确民主党派特色的内涵是前提,全面把握当前增强民主党派特色的状况是关键,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是根本途径和方法。     

浅谈股东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股东应该享有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2005年<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东享有知情权,但是在股东知情权行使的条件以及股东知情权诉讼的程序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导致股东知情权保护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只有从知情权的含义、内容和理论依据出发,发现我国<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规定方面存在的缺陷,寻求具体的完善措施,才能切实保护股东的知情权.     

法社会学视角下英美判例中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伸缩

上世纪以来,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注册会计师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审计法律责任的确定原则先后经历了＂合同责任＂、＂已知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可合理预见的第三人＂的侵权责任等标准的逐步扩张的路径,90年代后又向较温和的＂已知第三人＂标准收缩。本文分析相关经典案例及其背后的法社会学原因,期望对我国法律界和会计界就注册会计师审计民事侵权法律责任之争议提供法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构建技师学院科学的劳动观教育机制

劳动创造了人,丰富了人,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在人的一生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具备什么样的劳动观,就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择业就业观念。在部分技师学院学生中,存在着不爱劳动、对劳动的认识存在偏差等现象,这成为学生成功就业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教育目标实现的障碍。技师学院需要构建一套以成熟的教育套路、严格的管理、严谨的评价制度为内容的劳动观念教育机制。     

近十年来我国学界杜威思想研究述评

自1994年到2004年间我国学者在对杜威思想的研究中,撰写了大量有关杜威的教育及哲学思想的文章,其中技术哲学、传播哲学、社会哲学三个视角是近几年我国学者选取的新的切入点.从总体数量上看,我国学者有关杜威思想的文章大致呈递增趋势.这是因为,杜威对主客体的一致性的强调,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比较接近;杜威对行动的重要性的强调,比较接近于中国哲学注重实践的传统;杜威对民主的论述,顺应我国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杜威强调的语言哲学观以及他对自然科学和人文价值的关系的格外重视,也是导致其思想复兴的主要原因;同时,美国实用主义的复兴为杜威思想在我国重新成为热点提供了契机.但我国杜威思想的研究中还存在一定问题:某些领域的研究没有进展和突破,有关杜威思想的学术译著的出版工作仍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建议: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要深入原有的有关杜威思想问题的研究,同时,不断拓展新课题的研究,出版更多能够充分反应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对于杜威的著述和相关文献资料而言,可从加强杜威原著的翻译和介绍、以及加强其他人物评价杜威思想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两个层面开展工作.     

The product paradox of voting power

We consider a system made up of two committees, with overlapping membership but with different rules for passing decisions; the passage of a joint resolution requires separate approval by each committee. We show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one voter a to be stronger (have greater voting power) than another voter b in both of the two committees, while in the two-committee system (considered as a single composite entity) b is stronger than a. We argue that this apparently paradoxical phenomenon is inherent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question, rather than being an artefact of any particular index used to measure voting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