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迁——以中国制造类企业的阶层分析为例

进入21世纪以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三阶层说逐渐被多阶层说取代。以中国制造类企业为例,企业内部的六种阶层之间集中生成了本地本企业员工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和管理团队与生产工人之间的矛盾,并由此产生了关于阶层身份归属的五大悖论。要破解这些悖论,促进阶层和谐,需要简化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结构、融合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关系、不懈追求消灭工农两大阶级差别与工人阶级内部体脑两类劳动差别的目标。     

评析《食品安全法》的性别真空

《食品安全法》独特的调整范围关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本文以社会性别视角对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进行检视,发现其在权利主体、制度设计和事前预防方面存在的性别真空,在此基础上评析了其在运行中可能发生的对某些特殊群体的不利,最后对发现的问题从主体增加、制度完善、事前预防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香港立法会扩权:制度与限度

香港立法局/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经历了不少重大转变,由一个在港英时期辅政的谘询组织演变为一个在特别行政区具有职权以制衡政府的立法机关,并且通过扩大权力和权能的方式发挥制约政府施政的功能.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来,立法会制度性扩权和行为性扩权是香港政制发展的一个明显事实和特征.立法会扩权有政治体制设计的诱因和现实政治发展的推力,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甚至有强化的可能,但必须受到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制约.     

历史与当代性的相互克服和激发——“1980:场域和历史关联”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日,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纽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联合主办了1980:场域和历史关联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大学、纽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论国际投资法的外交保护制度

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是指本国国民在国外遭受损害,依该外国国内法程序得不到救济时,本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向该国要求适当的救济。外交保护作为一项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曾是一种主要的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但是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外交保护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并且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甚至在卡尔沃条款出现之后一度引发了其效力的争议。     

九一一事件前美国情报界未能进行"适应性变革"的原因探析

九一一事件前,美国情报界和有关决策人士已经意识到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对美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认识到情报界为应对这种威胁必须进行变革。但九一一事件前的美国情报界没能与敌俱变。文章认为,尽管有关各方就变革的必要性和措施有共识,但情报界在组织结构、工作重点的确定、人力情报能力,以及人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未得到矫正,这是美国情报界在九一一事件前未能进行“适应性变革”的主要原因。     

律师经济自由的范畴与保障

律师的经济自由问题是关系律师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律师收入状况的关注则远远超过了对律师经济自由问题的关注。这不仅不利于律师制度健康、稳定地发展,而且还造成社会各阶层对律师职业的偏见与误解,增加对律师诸多不合理的限制,成为律师自身发展中不能     

论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理性化扩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劳动关系范围的厘定过于狭窄,致使许多新型劳动关系无法获得劳动法的全面保护,极大地制约了劳动力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应对其法律调整作出理性化的扩张。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文化大众化思想是毛泽东文化理论中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从历史逻辑看,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初生萌芽、不断形成、逐渐成熟、继续发展的递进过程。从主要内容看,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包括文化根本来源大众化、文化丰富内容的大众化、文化表现形式的大众化、文化创作主体的大众化和文化服务对象的大众化等具体内容。从时代价值而言,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众属性、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的文化权益和促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