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探究———兼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异同简

准确把握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度和人事制度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虽对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有所涉及,但很模糊,没有真正明确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本文认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聘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国家应进一步完善聘用合同法制,明确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制定《聘用合同条例》,并加强相关的配套建设.     

组织RNA检测用于死亡时间推断的研究进展

近几年来利用RNA的降解程度来推断死亡时间已逐渐成为法医学研究热点.本文复习相关研究文献,对大鼠不同组织(脑组织、心脏组织、肝脏组织和肾组织等)中RNA在推断死亡时间的具体应用方法做出总结,归纳出不同组织中的各类RNA在推断死亡时间方面的适用范围,以及对此种方法在推断死亡时间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可行性的解决方法.     

加快文化建设 打造“人文临桂”

临桂县着力打造＂人文临桂＂的重大战略,既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精神的重大举措,更是促进临桂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性选择。要实施这一战略,我们需要做好文化建设平台,加大对文化投入,深入发掘临桂的历史人文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与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五方面的工作。     

八议成制于汉论考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八议制度始于曹魏。但经深入挖掘、分析史料后可以发现:从周之八辟到汉之八议的名称变化,表明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汉代萌生;在两汉法律遗存中能够寻找到八议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司法活动中,八议也已成为断案议罪必须遵循的法律准据。以此可证,八议制度的确立时间当在汉代。     

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积极建构与消极解构,以及客观印证与主观心证的不同语词倾向。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强化疑点审查的"消极思维",以加强防错机制;将其既用为证明标准,也用作证明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以及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但根据不同情况,在实际把握上可以有所区别;在运用中应紧扣经验法则,并和"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结合运用;为便于适用,可作适当的语词性解释;应当以判例解释证明标准并推动其贯彻;能够通过展开心证形成过程等程序要求和证据法制度保障其成为有效的法规则。     

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绝大多数理论构造与我国所继受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只有权利外观说最适应我国的民法体系,也最符合我国的立法目的。依据该说,当事人间仅因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完全的物权变动。但在当事人进行移转登记之前,第三人由于信赖物权尚未变动的权利外观而从事了交易行为,法律保护此种信赖,承认第三人在登记后可以取得该物权。我国法律原则上仅保护善意第三人,总体上符合效率价值。但是参考比较法和法经济学,也应该承认一些例外:侵权人等完全无权利的人、继承人、连环交易中的前手或者后手、狭义的一般债权人和特定物债权人属于绝对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可以对抗之;破产债权人、扣押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等属于绝对不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不可以对抗之。     

外交构想力与软权力的形成

本文首次提出外交构想力这个新概念,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也分析外交构想得以产生的源泉。认为外交构想力是软权力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形成软权力的重要渠道。本文着重探讨了外交构想力与软权力形成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形成软权力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外交构想贡献于国际社会。     

对抗，还是缓和？——核危机下伊朗对美政策解读

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同时,又注意讲求策略,避免矛盾彻底激化,其目的是促使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从根源上解决核问题。伊拉克战争后内外交困的处境是伊朗寻求伊美关系缓和的根本原因。在伊朗已经愿意有条件妥协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关系缓和的可能。但是,如果美国在关键问题上不做让步,伊美将会走向军事冲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将是美国的优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