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国家主义的形态特征及相互关系辨析

日本与俄罗斯,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全球政治中,都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在历史与现实中,两国的国家主义传统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两国的国家主义对近代以来各自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构造与变迁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两国的国家主义在历史上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在现实中既有竞争又有协调。作为邻国,日俄两国国家主义的取向和属性,无疑会对中国对日、对俄战略产生基础性影响,它会制约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战略定位的层级。     

《淮南子》的忧乐观及其廉政思想

《淮南子》是秦汉政治社会转型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著作，其中的“忧乐观”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无失所秉，履危行险”，《淮南子》的“忧乐观”具有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和警醒意识，有助于政治个体实现趋利避祸、远害得益的政治目的；“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淮南子》的“忧乐观”具有显著的政治调控意识和政治人格塑造意识，十分关注政治个体的心理变化；“失本则乱，得本则治”，《淮南子》的“忧乐观”具有深刻的政治批判意识和求“治”意识，试图化解各种政治发展中的危机和困境。这些重要的政治理念充实与丰富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建设，对广大党员干部提高廉政意识和廉政实践的有效性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借鉴价值。     

刑事和解之中国路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独特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保护涉案双方权益,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修复受损关系,增进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分三个条文对刑事和解作出原则规定。要准确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结合中国现实,反思其观念分歧,探寻刑事和解的中国化路径。刑事和解在我国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观念分歧以及实践"困境",只有把握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以及阶段,并加强监督,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以人为本及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     

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一起弑亲案件的行为和心理分析

通过对一起弑亲案件现场行为分析、犯罪行为人心理分析,提醒人们注重对子女早期情感的培养、重视对家庭教育方式的完善。     

刑事侦查综合训练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为了更好地培养刑事侦查专业学员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公安专门人才,我们提出了"以刑事案件侦查的主要环节为切入点。通过改革,形成了"四环节、三结合"的训练模式。四环节即犯罪现场勘查环节,案情分析及采取侦查措施环节,审讯及证据审查环节,刑事侦查卷宗制作、评阅环节;三结合即训练过程考核,训练效果考核,刑事侦查卷宗考核结合来做出评价。在训练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体化、综合化、全程化",坚持"一案到底",形成了适应新形势的刑事侦查综合训练教学模式和教学体系。     

廉政文化学学科构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廉政文化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诸多新特点、新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新任务,催生着廉政文化学科的诞生。构建廉政文化学科体系,必须厘清廉政文化与廉政文化学的联系与区别;必须确立人学基础、研究人学内核、关注人化本质;必须汲取和借鉴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以拓展自身的高度、深度及维度;必须在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低碳经济时代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过程中,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用系统的观点和综合的分析手段,考虑不同措施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来评估低碳措施对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影响。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生态文明的关键。     

对法国物权变动债权意思主义的再思考

一般认为,《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即当事人间的债权意思引致了物权的变动。但深入研究《法国民法典》后却得出了并非完全一致的结论:所谓的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是一定逻辑体系之"前见"下的结论。以权利生效的要件以及权利变动的过程和结果观之,债权意思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是荒诞的。"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应当被确立为物权变动的第四种立法模式。这一认识对于理解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选择以及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意义。     

再论刑事政策的研究方法

刑事政策研究应立足广义的刑事政策观,采取从公共政策宏观系统进入刑事政策微观系统（子系统）研究的宏观技术路线,处理好借重公共政策已有研究成果与侧重突出刑事政策个性特点的关系,综合运用好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系统论、社会资本解释范式等研究方法,并牢记对各种刑事政策现象进行中道价值权衡的理性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