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与民族问题——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为例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民族的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后,殖民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政策上都实施英文和马来文优先的政策,限制华文和泰米尔文教育,以培养认同及效忠马来西亚的"良好"公民.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共同努力下,华文教育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至今已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大专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本文指出,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种族歧视是导致马来西亚种族和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政策,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将会朝着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     

中国军事法学的新进展

2006年中国军事法学研究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突出.本年度的学术活动和主要事件有:武汉军事经济学院于4月22日到23日、10月18日到19日分别举办了科学发展观与军人待遇制度理论研究研讨会和军事后勤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4月底,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了科学发展观与军事法制建设研讨会;11月8日到9日,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在烟台召开年会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研讨会".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凯洛诉新伦敦市案"的剖析和启示

在一个价值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对某些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可以肯定的是,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个人财产权保护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物权法无法为社会预设价值衡量的终极结果,但法律可以制订程序.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处理也许是打破政治僵局的一个明智和无奈的选择.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赋予实体上特定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可能成为一条当代社会无可替代的出路.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论的形成及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认真总结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人民内部矛盾论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伯达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秘书的？

1904年10月,陈伯达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15岁那年,陈伯达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判定

刑法仅规定相同商标而排除近似商标的做法,是基于法益保护与制度成本综合考量的结果,应当予以坚持。司法解释将相同扩展为基本相同的规定具有现实合理性。在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不仅涉及对商标权人的保护,还涉及商标使用者的权利,对相同商标认识上的扩展应当是有限度的。误导公众标准在语义上并不能清晰界定基本相同与近似的差别。对强保护政策的片面认识加深了将基本相同扩展至近似的理解误区,有必要在理论层面予以澄清。对相同商标的解读应当遵循系统论的解释方法,以客观标准为主,辅之以混淆必然性标准,厘清假冒注册商标罪与商标民事侵权的关系。     

偷排污水污染环境的定罪与量刑

【裁判要旨】治污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安排其员工采用偷排方法排放污水,虽然偷排入外环境的大量污水均已无法进行检测,但结合危险废物接收登记单、危险废物入场特性分析报告、公司环评报告、案发当日检测结果,仍可认定所偷排入外环境的污水量及其中所含毒害性成分,该企业构成污染环境单位犯罪,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参与偷排的员工均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犯,应按照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予以量刑。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承担和司法许可

法院主导下的公司对派生诉讼成本的承担和对诉讼实质意义上的司法许可是两个紧密联接的股东派生诉讼核心制度安排:只有公司承担原告股东的派生诉讼成本,诉讼才有可能被股东提起;诉讼司法许可不仅使法院有机会事先甄别、剔除无益诉讼,而且公司承担股东诉讼成本也才具有正当性.这两个制度安排相互配合、相互照应,旨在鼓励有益诉讼、给予股东正当司法救济途径,和抑制无益诉讼、保护公司经营自由防止股东不当干涉之间取得大概的平衡.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的修改方向应该是一方面给予法院阻止股东任意和无理由诉讼的司法许可权力;另一方面,如果派生诉讼案件经法院审查后允许进入诉讼程序,公司就应承担原告股东案件的诉讼费用,无论股东最后胜诉与否.     

我国垄断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及法律对策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市场上,垄断的危害日益凸显,以跨国公司、公用企业和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为主要主体的垄断企业,凭借其特有的经济优势,实施索取垄断高价、搭售、差别待遇、拒绝交易、掠夺性定价、强制交易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以及固定价格、划分市场、联合抵制等垄断协议行为,或者进行以排除或限制竞争为目的的企业并购行为,严重妨碍市场竞争的自由与公平,损害效率,应及时采取包括立法、行政执法、司法等一系列法律对策予以有效规制。     

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农业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使被不断扩张、强化的植物新品种权已不仅仅作为育种技术创新的机制存在,而是更大程度上成为经营者从事市场竞争、垄断的工具。具有巨大资本运营能力的跨国种业巨头,利用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他农业知识产权,垄断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化工产业、种植业甚至饲料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使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风险。因此,对植物新品种权滥用进行法律规制已成为摆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植物新品种权的社会公益性理论、私权限制理论、竞争理论等,为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民法、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和反垄断法,则为规制植物新品种权滥用提供了三种重要的法律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