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切实维护人民利益等内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信仰,坚定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立场,坚持为人民办实事的政治导向,从而真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论单位犯罪的界定标准

单位是与自然人并列的一类社会主体,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单位成员在单位犯罪中具有二重性特征,而单位具有独立的社会系统的实质特征和法律确认的合法性的形式特征。单位成员行为成为单位犯罪行为须同时具备以单位名义和因单位利益两个条件。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东方社会主义的法律发展——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理论探索

本文指出 ,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法制建设的思考 ,经历了一个从以西欧社会为背景的研究到晚年关注东方社会法权关系转型变革的转变 ;列宁的历史性贡献之一 ,在于他对在俄国这样一个“半亚细亚”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法律发展作出了艰辛的创造性探索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的法制实践结合起来 ,力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之路 ;邓小平探讨了人治到法治这一法律革命进程的内在规律性 ,建构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模式     

非标准住宿模式的治安管理对策研究

共享经济浪潮下,非标准住宿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市场份额增长迅猛。但与此同时,非标准住宿业由于分类不清,管辖不明,缺少相关理论研究,给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带来困难,加强相关治安管理对策研究迫在眉睫。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树立现代治理理念,理清非标准住宿模式的类别,调试治安秩序与行业自由之间关系的平衡,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治安管理规范提供思路。同时,要辅助运用现代互联应用技术,多主体联动,从信息摸排、资质审查、产品定性、订单监管、入住登记、安全监测各环节实现公安机关对非标准住宿业的动态闭环管控,以达到良好管理效果。     

管窥与反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问题探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向度是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是应对和战胜党内外各种风险与挑战。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优势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经验分别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提供了基础条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六个方面进行的伟大自我革命,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21世纪中国化的新篇章,夯实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内功和群众基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21世纪世界各政党组织兴党强党的中国智慧。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解释简介与评说

现行刑法自 1997年修订生效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曾下达 7个司法解释 ,以明确具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立法及司法机关相继颁布 4则立法、司法解释 ,以明确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从学理的层面进行审视 ,这 11个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在解释的形式与内容上均存在欠缺之处。司法适用中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 ,但作为法律解释 ,尤其是司法解释 ,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不适当地扩大或缩小     

从生产力交互发展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性基础源于生产力的交互发展.生产力交互发展→→全球化→→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过程.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的交互发展必然形成全球化的趋势.对后发国家而言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也充满着挑战.后发国家要实现民族振兴,就必须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而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是后发国家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途径.     

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国际政策举措与中国实证依据

有关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混淆和年龄边界的游移已成为相关研究、政策及干预的一个盲点。本文首先勾勒联合国系统在厘定年龄界限并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上的发展轨迹,继而利用首次全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描述并解释未成年和成年的青年人在性与生殖健康风险与脆弱性方面的异同,最后阐明了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现实和政策涵义。为了与国际接轨,也念及中国国情,笔者力主在有关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政策及实践中使用国际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本土化努力中赋予这些静态范畴以更符合真实世界的动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