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具体性描写的话语意义

《水浒传》开始出现了由英雄和普通人共同参与其间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是在一种具体性描写中得到展现的。具体性描写对小说话语的形成具有创造性贡献。在直观、具体、呈现式的描写中,话语不仅具有不确定性、多义性和对话性,而且含混、反讽、矛盾、背离、造成反向阅读的语义也开始形成。由此,小说所提供的普泛原则和抽象的道德判断,也在其自身的具体性描写面前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从小说史看,在《水浒传》中形成的具体性描写对后世长篇小说的话语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行政审批制改革和政府传导机制的构建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缩短了政府到企业的距离,提高了政府调控企业的效率。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调控主体向作为运作主体的企业传达意愿,实现调控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功能性传导过程,相应地需要建立一种功能性传导机制。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仅仅完成了功能性传导前阶段,将后阶段的执行过程纳入传导系统,并相应改革体制,是功能性传导的必然要求。要完善政府传导机制,还需从客观地估价现有审批中心的作用、按功能性传导要求定位传导机制的完善原则和完善功能性传导机制的基本条件方面来深化现行行政审批制改革。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光辉的思想、时代的潮流、永恒的伟业

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至今，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走过了１５０多年的历程。其间，有过辉煌，也遭受过挫折，甚至出现过低潮。本文运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２０多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百余年的历史经验，从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光辉的思想，时代的潮流，永恒的伟业。她将最终推进人类社会进入最高的理想境界：共产主义。     

社区戒毒模式研究——基于多元整合视角的实证分析

吸毒人群的戒毒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一个多元干预手段环环相扣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对吸毒人群戒毒的干预、康复和矫治工作，关键是将关沙酮社区维持治疗（生理）、人格重塑、提升吸毒人群拒绝毒品的自我效能感（心理）、家庭治疗（家庭支持）和社区戒毒、帮教（禁毒社会工作者帮扶）相结合，使每个环节无缝连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帮助吸毒人群戒除毒瘾。因此，本研究就是要对“生理——心理——社会”的综合性干预模式的可行性、有效性进行评估。本研究基于笔者在南京市关沙酮维持治疗中心完成的300份问卷调查和南京市秦淮区187位社区戒毒人员的问卷调查；基于对14位秦淮区禁毒社工，10位戒毒人员家属的个案访谈而开展。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村民自治考察与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山东村民自治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换届选举平稳有序，农村治理更加规范，群众的公民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论后危机时代“中国模式”的继续创新

＂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中的地域发展模式、多样性实践中的独特发展模式、纵向历史进程中的阶段发展模式、多重因素整合的辩证统一模式、吐故纳新的螺旋上升模式。推进＂中国模式＂继续创新,要强化实践本位基础上的以人为本,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深入推进和谐稳定中的渐进式改革,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在＂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中要注意做到政府权限与市场作用的均衡、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的统筹、社会改革与民生幸福的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在干部选拔中把党委意志和群众选择结合起来

在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中一直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即党委意志和群众选择两者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群众选择体现的是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党委意志体现的是上级党组织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决策和管理.由于群众和上级党组织在具体的干部任用上难免会存在认识上的不同,因此,通过程序制度创新等制度设计来实现两者的结合,便成为一个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陶渊明的"真"——从《饮酒其九》看陶渊明

陶渊明作为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凭借着他清新朴素的风格及其淡泊洒脱的隐者形象成为千百年来为许多名人志士所推崇和效仿的对象。试图以《饮酒其九》为例，分析陶渊明待人之质朴真诚以及其厌倦官场尔虞我诈后的洒脱和率真的隐逸生活，并以此窥见陶渊明是如何超拨于其他田园诗人，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独特而使人钦羡而敬畏的人物。     

高校外宣翻译教学中意识形态的建构

高校外宣翻译中要注意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对于外宣翻译实现其宣传功能和树立国家正面形象功能具有积极意义.对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很多学者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斯皮瓦克、妮兰贾娜以及勒菲弗尔等学者已经从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意义上做出了阐述.应该在已有的理论和研究基础之上,深入探讨如何利用意识形态来达到为外宣服务的目的,从而修复由于早期中国对外宣传不成熟、缺少策略而造成的歪曲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