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浅谈大学英语分级教学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大众教育转变,高等院校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加,并呈现多层次性。各高校从实际出发,纷纷从公共基础课着手对传统教学进行改革,推行有针对性的“分级教学”。这种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类指导,分班讲授不同的内容,则有助于解决扩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基础研究人力资源瓶颈问题的影响因素——基于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

基础研究对我国科研水平及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大学人力资源是我国基础研究的核心力量,本文基于对13所大学的40多位专家的访谈以及60所大学基础研究工作者765份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实证研究大学基础研究人力资源瓶颈问题的影响因素.本文应用Ordered Logit模型估计6个影响因素对大学基础研究人力资源瓶颈问题认同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基础研究人员人均收入水平、基础研究者的竞争压力等两个因素对基础研究团队建设的影响程度较高;大学聘用标准和职称评选机制因素对基础研究领军人才缺乏、基础研究拔尖人才流失严重的影响程度较高;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资源分配的行政参与等两个因素对大学基础研究领军人才缺乏、基础研究拔尖人才流失、基础研究团队建设匮乏等人力资源瓶颈问题有显著的影响.本文挖掘大学基础研究人力资源各类影响因素,明晰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于大学基础研究人力资源的关注点,以期为我国优化大学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     

被害人独立诉讼主体地位的回归

原始的刑事自诉模式下,被害人为刑事诉讼的主体之一。但在漫长的中世纪,被害人陷入证人的境地,国家成为唯一的诉讼主体。当代,虽然被害人普遍地被当作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是并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所以传统的刑事诉讼结构一直没有被害人的一席之地。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应当恢复刑事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设计相应的制度充分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实现。     

法官视角中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司法创造力的体现。在美国,这种司法能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司法审查权,通过多年的案例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体制。在英国,至今法院尚无对立法的审查权。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有判例法传统,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相对较大,在案件审理中,区分相似案件事实和不断发展法律规则是法官司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能动在审判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个案法官法律论证,其主线是政策考量与法律考量,也可称之为社会效果考量与法律效果考量。     

“统治权”:被忽视的宪法关键词

"统治权"是近现代中国宪法史中被忽视的宪法关键词。该词汇在明治宪法制定过程中被创制,并影响了近现代中国。近现代中国宪法文本中"统治权"的含义可以类型化为"大权"、"国家权力"和"主权"。"统治权"在宪法史中的频繁出现,一方面表明了一个法律词汇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即概念的政治化过程就是政权合法性论证的过程。从历史演变来看,"统治权"让位于"主权",并逐渐被抛弃。     

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

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共犯体系的立法存在着"单一制"与"区分制"两大类型。中国刑法中的共犯体系在解释论上可归结为区分制,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亦是中国共犯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德、日刑法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具有同时解决参与人的定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此种单层区分制下,重视参与人在不法事实实现过程中的实质支配力或作用大小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重要作用说有其论理上的妥当性。中国刑法对参与人同时采用了分工和作用两种并存不悖、功能各异的分类标准。分工分类标准下的正犯与共犯旨在解决参与人的定性及其间的关系问题,而不直接决定和评价参与人的刑罚轻重,承载量刑功能的是作用分类标准下的主犯和从犯。在这种双层区分制立法模式下,正犯与共犯的界分宜采以构成要件为轴心的实行行为说。     

著作权法借鉴国际条约与国外立法:问题与对策

在要求我国迅速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著作权制度的外部压力下,我国《著作权法》的制定及其后的修改大量借鉴了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国外立法的规定,此种立法产生了三方面副作用:(1)"博采众长"造成了条文之间的逻辑矛盾;(2)直接照搬国际条约使得立法过时或过于粗糙;(3)对国际通行规则的改动导致立法目的无法实现。目前启动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工作并无外部压力,建议按以下三种方式借鉴国际条约和国外立法:(1)以一个法系中一个主要国家作为借鉴的样板;(2)改对国际条约规定的直接照搬为根据国情、用本国立法语言重新制定精细化的规则;(3)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轻易改动国际通行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