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证的演进及司法实践

自从中国上古时期发明文字以来,就出现了最早的书证形式。我国先秦以前的书证非常简略,大多书写在木简、竹简、金石器物和布帛之上,非常不便。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和纸张的广泛使用,书证适用于各种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纸张的普及推动了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容易伪造的弊端。为了防止伪造和变造书证,历代法典都设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对伪造书证的行为给予严惩。针对书证容易伪造和变造的特点,采取了许多预防性措施,如让双方当事人、保人、见证人在各类书证上签字画押,在公、私文书上加盖印章,以保障书证的真实性。书证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从西周以后迅速摆脱了夏商以来野蛮落后的神明裁判方式,向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达,对于减少诉讼成本、降低原被告双方的举证难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书证制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现代企业融资结构

从信息非对称性角度和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看,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因素以及其对企业治理的作用,往往会受到当事人信息非对称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理论上全面比较分析融资结构理论,并提出可供借鉴的理论模式,对企业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VEP验光方法在常见眼外伤矫正视力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通过比较VEP验光、电脑验光及主觉插片验光在检测外伤眼屈光度中的关系,探讨VEP验光方法在外伤眼矫正视力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组实验选取各种类型眼外伤患者,伤后3～6月经检查存在视力下降者61人(受检眼61只),分别对伤眼行电脑验光、主觉播片验光及VEP验光,比较三种验光方法所测屈光度及矫正视力之间的差异性。结果经统计学处理,VEP验光与主觉插片验光所测伤眼屈光度和矫正视力无显著性差异(P>0.05);电脑验光与主觉验光、VEP验光在球镜屈光度检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散光检查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电脑验光所得矫正视力与主觉插片验光、VEP验光所得结果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尤其在角膜、虹膜睫状体、晶状体、玻璃体等部位损伤的受检眼中差异更为显著(P<0.01)。结论电脑验光和VEP验光均是客观的屈光检查方法,前者有方便迅速的优点,但其结果存在较大误差,特别是在屈光系统损伤的患者中误差更大,仅可作为屈光矫正的初步检查依据;而后者验光结果准确,能够反映伤眼的屈光实际情况,可以应用于法医学鉴定中的伤眼最佳矫正视力的评定。     

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

侵权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及其保护范围是侵权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法之规定与法国法之规定各有其优劣,但德国法更具借鉴意义。我国侵权立法,应认真总结以往立法及司法的成功经验,坚持已有的成熟做法,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应通过一般条款列举具体的权利及利益保护范围,同时规定兜底条款,而不应从规定损害概念的角度界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     

印文、手印与复印墨痕形成顺序的实验研究

通过实验与检案相结合,提出了解决复印套印法变造文书所涉及的变造事实的确定、复印变造内容与印泥、印油印文、手印形成的先后顺序等问题的方法.     

全球化进程与当代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管理创新是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总趋势。全球化进程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加强国与国联系的同时,必然推动着各国政府外部管理体制和内部运作机制的相互学习和自我创新。全球化进程对当代政府管理更是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要求:一、全球化进程必然要求当代政府管理对于新的国际情势有一个制度上的回应;二、全球化进程使得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管理的内部事务衍生出外部意义;三、全球化进程要求政府管理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走向"上下互动"的治理;四、全球化进程要求当代政府管理在全球范围内关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和和平共处的问题。     

银行信用证审单标准的法哲学思考:精确性、模糊性还是原则性

银行信用证的审单有精确性标准、模糊性标准和原则性标准之分。精确性标准的主要理论学说为镜像标准说,模糊性标准的代表学说是实质相符理论,而原则性标准在法律上的反映则是严格相符。精确性标准因过于僵化和刻板,无法适应客观实践的需要;模糊性标准因具有随意性而日趋式微;原则性标准克服了镜像标准和实质相符标准的不足,为开证行的审单确立了一个合理的标准,这种标准既给开证行提供了一个“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具体的审单尺度,同时,也给开证行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操作空间,可谓是灵活性和规范行相结合的典范。     

刑事司法中的概括故意教唆——以个案为视角的解析

本文针对近年来多发的“雇凶杀人”案件,结合具体个案,探讨追究雇凶者和行凶者的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在共同犯罪理论的指导下,重点研究共同犯罪的构成条件,共同犯罪的分类以及现行刑法理论中论及较少的概括故意教唆理论。     

“沟通理性”与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哲学——凡·豪埃克《作为沟通的法律》述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变迁为法理学提供了新的课题。豪埃克教授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为指导,提出一种沟通视角的法理学。他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国民间的沟通,法庭与诉讼当事人间的沟通,立法者与法官间的沟通等。这种沟通现在被认为是法律合法化的来源:法律人之间的理性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     

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犯罪的国际法控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来惩治针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恐怖袭击活动。1998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纳入法院管辖范围。2003年《安理会第1502号决议》进一步完善了规约的规定,并要求各国也在国内立法惩处这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