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是对犯罪有组织的反应,国际刑法以研讨国际犯罪为己任,对国际犯罪的研究需要以刑事政策为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刑事政策的含义及其国际化特征与国际刑法的发展方向,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揭示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刑事政策的国际刑法化与国际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进而把握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两者的契合性。     

民族地区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理论探究

2010年10月26日最高检正式出台《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标志着人民监督员制度从逐步试点时期开始转向全面实施。民族地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行应依据最高检《规定》,并结合该地区的自然条件、文化传承、自治优势、业务开展等诸多因素,以创新和发展的理念,从选任方式、监督范围、监督程序、履职保障等方面进行改进、调整、规范和加强,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民族地区的的全面推行。     

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工会作为

推进＂两个普遍＂,发展和谐稳定新型劳动关系,是工会组织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的现实需要。应积极争取更多资源和手段,谋求构建联动工作新格局;健全完善激励奖惩机制,推动＂两个普遍＂,实现全面科学发展;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确保＂两个普遍＂取得实效;通过加强培训,全面提高工会干部的能力与素质;坚持通过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搭建落实＂两个普遍＂的新载体。由于黑龙江省总工会采取的措施较为得力,所以其工会组建工作取得了较大较快的进展。     

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演变及启迪

历史常常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本文回顾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伴随着经济实践的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政策的发展过程,探讨了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建议,货币主义及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建议发生的背景、发生的过程、旨在解决的问题,发挥作用的务件及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对我国在启动经济中如何借鉴这些理论和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积极作用,遇止其消极作用,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以制度建设营造高校和谐文化氛围的实践与思考——对云南警官学院管理创新实践的研究

高校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晴雨表,历来是国家、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建设公平正义、高效有序、安定和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学成为每一位“大学人”孜孜不倦的追求。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担负着维护秩序、教育学生、建设文明和谐校园的使命。通过对云南警官学院以制度创新促进校园和谐稳定,建设良好校园文化的实践探索为例,归纳出这一成功教育模式的几点思考。     

做好中小企业维权工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目前,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安置就业的主要渠道。本文通过对100户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维权工作的专项调研,梳理出企业权益被侵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从法律上、制度上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聚焦现实问题 服务国家需求 提升创新能力——华侨华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规划与实践

华侨华人研究是暨南大学重要的学术传统和特色。"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启动实施后,暨南大学紧抓机遇,牵头组建了华侨华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以华侨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大战略性需求为导向,以涉侨研究与运用的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选取了六大重点发展方向,在华侨华人研究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商业略论

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经济活动的中介与纽带,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拟就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十年的商业作一简要评述.     

Substitu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Between Co‐Functional Policy Instruments: Evidence from State Budget Stabilization Practices

Governments often use multiple policy instruments for pursuing policy goals with mutually reinforcing effects. These effects include supplementation and substitu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both effects by studying two instruments of state budget stabilization policy: general fund balances and budget stabilization funds. States normally maintain budget surpluses in the general fund. In recent decades, many also created separate budget stabilization funds to guard against economic downturn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ubstitution occurs between these instruments. In other words, the influence of the first instrument is partially offset by the second. The second instrument also produces some independent impacts—called supplementation—that increase the overall influence of both instruments. Such self‐reinforcement decreases over time, suggesting that multiple policy instruments are most effectiv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