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控制路径:基于传播学进路的考察

套用西方危机管理理论研究我国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所得出的研究成果,遮蔽的东西并不比揭示的东西更多。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应当适当告别传统的控制思维和路径依赖。本文依循传播学进路,立基于我国乡村治理经验、乡村社会关系格局和乡土传播网络结构,从组织传播的去政治化、熟人社会的人际传播、乡村精英的说服、群体传播的高层应对、"媒介城邦"变局中的舆论引导等方面,提出了控制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和新路径。     

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防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防治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规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明确的演变过程,已经比较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具有堵塞处罚漏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限定处罚范围的积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有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的携带者故意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进入医院、养老院等虚弱人群聚集场所,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危险或者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才能依照《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否则,充其量只能依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中国镍白铜技术发明演变为“德国银”专利的历史考证

通过对欧洲现存专利文本、科学实验及调查研究,证明在19世纪初西方曾利用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史上一项重要发明——镍白铜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并获得保护,随后出现了"德国银"生产的兴起。西方近代史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确立的历史,也是专利制度建立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科技、经济却从兴盛走向落后。西方曾经盗用中国技术并申请专利保护,故此应该让人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保护自己民族的发明创造。     

韩国学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视角

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韩国学的成果发布和成果积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审视韩国学的研究成绩,进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理念,尝试探析目前韩国学领域研究中的空白点,并结合中韩两国的韩国史研究现状,阐述韩国学所属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旨趣、方向等问题。总体上,对中国韩国学及其主要分支韩国史予以理论支持,并对韩国国内的"国史"研究提供镜鉴。     

人职匹配理论视域下高职院校就业模型的建构

基于人职匹配理论构建高职院校就业模型,即“3+1”模型,“3”指的是三个指标体系:人才培养评估体系、岗位分析体系、人职匹配结合体系;“1”指的是影响匹配模式建立的环境变量.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以帮助高职学生科学规划职业生涯,提升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     

我国侦查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以“一长四必”新机制之实施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下,我国侦查模式也经历着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型的关键时刻。2014年公安部为进一步推动侦查模式之转型,出台了"一长四必"现场勘验新机制,并迅速在全国侦查机关中予以实施。从该机制之内容与推行方式可见我国侦查模式改革依然延续着以往运动式改革之路径。以广州市两基层公安机关在2012年至2015年现场勘验情况为样本,考察现场勘验新机制的实施效果并进而分析现有改革路径的正确性。调查结果显示:"一长四必"现场勘验新机制虽然短期效果显著却不利于"物证本位"侦查模式的构建和发展,有必要在保留其优势的同时做出调整,改变对短期效应的过分追求,重视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赋予侦查人员凭借专业知识做出判断的权力,同时完善侦查取证的配套法律法规,为侦查活动提供规范与指引。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各区实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基层政权的过渡组织形式。通过区代会,中共领导广大市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区代会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中共将自己"阶级政策"和"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协商"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主。但区代会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2000年以来，印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2008年后，印度经济运行逐步呈现出经济增长减缓和通货膨胀加剧的困境。就印度而言，过量的货币供给、宏观经济政策不当、人口和收入增加、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经济结构等成为当前通货膨胀恶化的主因素。为此，印度政府动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多种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印度的经验表明，只有综合利用各种政策措施，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通胀稳定的双重目标。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践行与发展——以重大难题求解为中心的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使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原则到具体实践、从基本理论到鲜活现实、从价值诉求到实际践履不断转化的结果。对诸如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如何在实践中明确内涵、重要而又基本的要求如何落到实处、如何在具有独特国情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难题的求解,则是这种转化非常重要的内在维度。正是这些难题的不断求解,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不断践行,同时又得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求解这些难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更高水平、更好效果上求解这些重大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砥砺前行、健康发展必需的保障。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俄社会组织发展的"黄金时代"。苏维埃国家在这一时期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21年3月-1924年5月,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初创,建立了宪法框架下社会组织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从1924年5月至1928年2月,随着在经济领域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措施的收缩,开始构建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30 年 8 月通过了关于社会组织的新的条例,明确地将社会组织的宗旨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该条例的颁布和实行,标志着宪法框架下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终结,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确立。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摸索和建立治理国家模式,从相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一个缩影和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