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南宋清空词风

苏轼开创了清空词法,并引领南宋词坛上清空词风.苏轼的清空词法有两个特点:第一,运用才学作词,抒发一种抽象模糊的意趣.作者有意清空掉的内容,在读者的阅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因而其词具有常读常新、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第二,构思精巧,用寻常的题材抒发不寻常的情感,这种情感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仔细推敲又恰在情理之中.虽然苏轼名不入宋代词学的正派序列,但他那种自然清空的词法却是南宋正派体系词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无电流斑电击伤的研究进展

无电流斑电击伤的鉴定是法医学中的难点之一,由于缺少明显的体表痕迹,此类案件的鉴定难度较大。国内外学者采用光镜、电镜、原子吸收光谱等仪器,利用组织化学等方法,对无电流斑电击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笔者在此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希望能够为此类案件的鉴定提供一定的依据。     

论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

相对于认定故意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有诸多疑难而言,在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之中承认原因行为的实行行为性并没有太多争议。但无论如何,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至少在表象上有别于一般的过失犯,其特点就在于可以划分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这两个阶段,而在结果行为阶段又的确是丧失了责任能力甚至是行为能力。相关判例印证了在自陷无责的情形中构成要件模式的正确性,即原因自由行为实质上并不是一种需要特殊归责的构造,而只是一种现象上有独特之处,但完全可以被包括在一般的归责形态(无论是过失犯还是故意犯)之中的说明形式(说明实行行为到底在何处)而已。要成立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关键在于如何在具体情况下认定行为人的过失心理,它可能有三种表现形式。     

管辖选择权：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之一剂良方——基于行政诉讼中“官官相护”滋生“告状难”现象的分析

从行政诉讼原被告及法官三方力量博弈的角度看,受制于现行行政案件管辖制度,"当地法院管辖"、"法院裁定管辖"使得强势的行政权与次强势的司法权强强联合成为现实,进而导致弱势的原告"告状难"。司法权行使去当地化,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司法权行使去裁定化,杜绝司法权不当行使;赋予原告充分的案件管辖选择权,提升其对抗行政权、司法权的能力,促成三方力量平衡,是解决民告官"告状难"的一剂良方。     

刑法典对犯罪论的制约关系 基于中、德刑法典的比较分析

在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态势下,刑法典之实际运作很大程度依赖于犯罪论,以此作为中介性理论工具而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精确加以对接,从而切实做到依法断案。中国和德国的犯罪论之构造差异,根源于两国刑法典对犯罪的不同规制方式。德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两重样态的危害行为,已注定了其犯罪论体系在基本结构上只能形成"客观不法/主观归责"的阶层式构造,进而在方法论上呈现一种从客观到主观的分析路径。中国刑法典中单一样态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决定了犯罪论体系毋须采阶层式构造而只须在既定的四要件体系的基础上,切实理解并诚心接受德国理论分析犯罪"从客观到主观"的路径模式。明确刑法典对犯罪论的这种制约关系,对中国刑法语境下构造科学实用的犯罪论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积极应用。我国的公司面纱刺破率明显高于国外,而且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很多案件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这些地区的刺破率整体上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目前所有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件都针对股东数量很少的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而且股东人数越少,刺破率越高,涉及一人公司的面纱刺破率高达100%。与理论预测不同,我国涉及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的案件在刺破率上并没有明显不同,而且在公司集团场合的刺破率不高反低。混同是最为常见的刺破理由,其中财产混同又适用最多,导致的刺破率也最高。     

专利权担保融资的法定限度与合约扩充

专利权担保融资是知识产权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专利权的交换价值是其担保功能的法理基础.专利权担保的性质在法律上被界定为质押,专利权担保的效力以登记为要件.目前理论认为,专利权担保为介于抵押与质押的中间形态或接近抵押,其效力以担保合同生效为要件.由于专利权担保融资属于间接、非证券无形资产融资,因此受到三个方面的基本规则约束,即专利规则、担保规则和贷款规则.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专利权人与贷款人之间可以根据设定担保的实际需要依据合同自由原则补充法律规定之不足.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对策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刚刚兴起,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自主性差、经费匮乏、准入门槛过高、管理不完善等,严重地制约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剖析隐藏在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对非政府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

由于北京的首都地位且为较先解放的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在北京市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中共北京市委充分地利用了自身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的特点与优势,组建了一支有一定规模且以党、团员为主体的干部队伍;通过组织的教育,克服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使党的干部基本上适应了城市工作和执政党地位的需要;在对基层干部队伍的监察与监督上,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本文透过北京的个案研究,从干部建设的角度观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为适应自身的地位和中心任务而转变的实践与艰难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