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建设

经济全球化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对话,为各国人民提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为各国文化快速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正竭力地推行着"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冲突和文化竞争给我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我们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趋同化和多元化,大力建设中国文化.加强文化安全立法,坚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加大网络科技投入,提高信息领域的综合竞争能力,重视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析评

法默尔是一位对当代西方行政学发展具有重要理论贡献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本文分别从他对公共行政理论概念的后现代诠释、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探寻等方面对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地对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关于公安机关处置家庭暴力的构想

针对目前公安机关在处置家庭暴力的不足及法律困境,公安机关处置家庭暴力可以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及理念,实行“鼓励报案”、“无条件立案”和“支持起诉”政策,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现场处置的措施,并相应引入“恢复性司法程序”和“保护令”制度,针对家庭暴力的易反复性特点,建立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分级监督模式”,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     

深化高校德育有效性的思考

面对高校德育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改进在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对探讨高校德育有效性有着重要启迪意义。当前,要加强高校德育有效性一是要正视现实,走出困境。其中重点是要把德育列入高校党政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树立高校德育新观念、德育工作要有创新、加强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等;二是要开动脑筋,抓出实效。即通过加强行为规范训练、宣传典型、树榜样、参观党史展览爱国主义教育等方式对学生施加影响,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日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种种异议中最具有替代意义的新理论模式当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摈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选择.     

医疗服务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医疗服务和其他的经济领域一样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我国医疗服务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低于国外的水平,主要采取通过完善政府对医疗服务的管制和建立公平自由的市场机制以削弱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医疗服务的影响,符合我国医疗服务的现实情况。     

论中国全面崛起

中国全面崛起战略是新世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重要决策,其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性质是和平崛起,方式是自力更生。这一战略的内涵是: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主动争取实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全面、均衡、高质量和跨越式发展。这一战略是中国崛起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它表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会更加积极主动。     

公民政治义务析论

西方政治学对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研究素为重视。在考察近现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走向权利时代"中的中国公民政治义务的内涵与类分作一初步论述,提出要把公民政治义务的履行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结合起来,培育健全的公民政治义务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When Marx Borrows from Smith: the ESOP in China

The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 a capitalist practice, was borrowed for the purpose of rescuing and even consolidating socialis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uring the drive in China to reform ownership. More precisely, ESOP was implemented to bail out failing firms, raise funds, increase work motivation, reduce agency costs, and promote industrial democracy. The findings of a case study of thre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ggest that some short-term goals were basically achieved, but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other long-term goals was somewhat problematic. Based on our initial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