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商事案件涉外性之判断

民商事案件的涉外性直接关涉到案件在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待遇”，目前对该问题的判断主要存在着“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和“联系说”两大标准，前者的优点在于具体易操作，后者的长处在于全面而无遗漏。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民商事案件涉外性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未来的模式选择上宜仍以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为基础，辅以必要的兜底条款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大部署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推动农村新一轮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行动纲领。《决定》提出的以农村土地流转为重点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第二次伟大改革，新一轮伟大的农村改革必然需要亿万农民的积极参与，而开展这一群众性的伟大改革实践活动，必须遵循《决定》精神和农村农业发展规律，走有序，有效，快捷，全面健康发展的道路。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新的社会阶层的舆情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协调的政治结构、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合理的社会结构.当前,从总体上讲,新的社会阶层对和谐社会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但辩证地看,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分析新的社会阶层的舆情现状并加以正向培育和引导,必将会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司法鉴定"两结合"管理的特点

在诉讼活动中,司法鉴定是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划归司法部负责,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有力举措。统一管理体制建立之初,我国对司法鉴定机构实行的是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即单纯地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同时司法部也把建立"两结合"的司法鉴定管理模式作为目标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本文从对"两结合"管理战略的认识"、两结合"管理中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区别和"两结合"的重要特点等三个方面作初步阐述,进而阐明"两结合"管理对司法鉴定工作的意义。     

干部教育培训采用案例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案例教学是MBA教育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它在干部教育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MBA的案例教学与干部教育中案例教学有所区别,应该借鉴MBA案例教学的优势和经验,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灵活适当地运用好案例教学方法来提高培训质量。干部培训中的案例教学要因材施教,不能拘泥于案例教学形式;要加强各种教学案例的编写;要构筑起教学案例的交流与共享平台,建立案例库的补充更新机制;要注重从事案例教学教师的背景选择,建立起案例教学的名师培养机制。     

大学生就业困境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有主观和客观等各种因素.因而,改变这一现状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除了需要政府及时顺应形势并作出宏观上的调控之外,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通过运用个案、小组等工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大学生群体走出就业困境.     

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赢得农民,赢得中国”的重要保证.90年来,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积累了一整套成功经验.     

当代中国家庭伦理观念的冲突及其化解途径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型,当代中国家庭伦理观念方面显现出很多矛盾和冲突,如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物质利益与情感观念之间的冲突、婚姻家庭中的代际冲突等等。因此,我们要完善家庭伦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处理好家庭价值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关系,切实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通过促进家庭的和谐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民法典》传统基因与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

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优秀传统法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法文化既形塑了民法典的独特人文精神,也对其制度建构深具启示。在精神牵引上,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影响了民法典浓厚的道德关怀,重视抽象化的人之德性价值为人格权独立成篇提供了哲理论证,传统民本精神、“法顺人情”、天人合一思想、诚信文化都有其精神传承。在民法典制度安排上,继承了传统的典章治理智慧和通过法典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政治使命,“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传统形式启发了民法典简约的立法技术。此外,在具体制度上,传统家事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婚姻家庭编,传统典权制度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进行了历史论证。民法典对民族特色的彰显并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民法典是民族特质的法意凝练,法治发展趋势要求从法律移植到“中国之治”,通过民法典提振民族精神也具有世界经验。但传统法文化影响不能过度拔高,其诸多人文主张仅停留在观念层次,而缺乏制度建构。应对传统观念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转换与批判性继承,引领新的社会文明。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