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选择

自助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一种形式,它具有保护利益的特定性、行为的法定性和公力补充性的特征;自助行为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市场经济信用秩序等方面的功能;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应该引入该制度,以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切实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建立10年的基本总结和启示

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简称外企联)是一个隶属于大连市开放先导区总工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外企联建立10年来,在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充分发挥"四平"、"四带"、"学校"、"顾问"、"创新"作用,取得一些有益经验。     

论我国公司治理的规范与发展——以"一人公司"制度为背景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借鉴了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其中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确立,则彰显了这一理念.一人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极大挑战.因此,探索一人公司的理论根源,深入分析一人公司的法律本质及价值取向,促使该制度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正常运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规制,不断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公安院校思政品牌培育研究

公安院校思政品牌培育是时代进步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安院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模式创新,提高未来公安队伍的综合素质。优质品牌的培育,需要品牌支撑要素的保障,需要经历品牌定位、品牌形象设计、品牌规划和品牌扩张等多个培育过程。实现公安院校思政品牌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通过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和方式创新等来优化品牌内涵,且需要公安院校各职能部门加强保障,以增强品牌的公众认可度与影响力。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社会治安治理建设路径研究

善治理论与实践是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我国的社会治安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追求一种社会治安的善治.因此,应从善治理论出发,以善治理论的基本要素为立足点,探讨社会治安治理的法治化治理、参与性治理和有效性治理,深入分析善治理论下进行社会治安治理的困境,为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建设路径,使其最终走向善治.     

习近平生态整体性思想探究

习近平生态整体性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生态为核心的五位一体思想、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治理思想、从建设美丽中国到形成美丽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种生态整体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回顾与展望

无论何时,离婚条件、离婚程序、离婚效力、离婚救济等问题,都事关人们对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年间,中国内地年获准离婚人数,从1978年28·5万对、1988年65·5万对上升到1998年119·1万对,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