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保障性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强制医疗的制度体系在精神病鉴定、保护性约束、法律监督、案件审理、判决执行等诸多环节存在问题。精神病鉴定制度存在鉴定启动权的官方垄断、鉴定人责任不够明确、鉴定人中立性存疑、鉴定羁押制度缺失等问题;临时约束性保护措施存在"临时措施"名不副实、缺乏程序正义的公正外观、滥用措施缺乏法律责任、适用标准相对较低等问题;法律监督缺乏针对性的制度与合理的奖惩机制;辩护权保障不足,法律援助生成较晚;法院审理程序与普通案件审理程序有重大差异;法院强制医疗的决定缺乏有效执行的保障。困境成因是多元的、复杂的,既有主观上认识能力、价值取向、部门利益等因素,也有客观上精神病复杂性、资源稀缺、法治环境欠佳等限制。国家只有真正重视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提供制度的物质基础,投入大量资源才有条件健全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强制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     

论没收财产刑的立法完善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最为严厉的附加刑,现行刑法对之作了大量的规定.虽然没收财产刑有其优越性所在,但也有其弊端数量太多、范围太滥、不便操作、过于严厉等,应对此加以完善.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测算方法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中关于科技人力资源的测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解读,认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的测算需从深化理论研究、建立评价体系、构建专门的数据库这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辨析

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政党文化研究中两个重要概念,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统一于执政。执政党意识对应革命党意识、在野党意识、反对党意识、参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的核心是长期执政,革命党意识的核心是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在野党意识和反对党意识的核心是民主选举赢得政权,参政党意识的核心是参与执政党的政权建设。执政意识是执政党意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主要回答执政党"为什么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等具体性问题。     

以法制教育深入推进法制环境建设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积极探索适应油区特点的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和载体,努力推进构建油区"法制环境"。不断适应油区法制建设的新特点,积极创造法制宣传教育新平台,并不断加强推进"法制环境"建设的保障机制,加快油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论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特征

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应舍弃意思要素，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本文对该观点所依据的几点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有意性仍然是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必然要素，并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与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区别开来，认为危害行为的有意性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本身所持有的心理态度，而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二者在内容、性质、功能以及法律后果等四方面存有显著的区别。此外，本文还对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纳分类。     

浅析国际商务谈判中模糊语的语用功能

模糊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国际商务谈判中所使用的语言也不例外。恰当使用模糊语不仅可以有效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灵活性,而且能表达礼貌和尊重以及探索对手信息,争取谈判中的主动权。同时,国际商务谈判者也要谨慎使用模糊语,避免其消极作用。     

当代商人习惯法理论的发展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商人习惯法的发展再次驶入快车道,有人认为已经进入崭新的商人习惯法阶段。饱受批评的商人习惯法的确定性因规范的编纂而增强,相应地,商人习惯法的理论研究也活跃起来。有学者提出商人习惯法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法和国际法之外的法体系,并用＂自创生＂理论加以论证。但反对者甚至从商人习惯法的历史基础入手来解构这一论点,指出中世纪商人习惯法就不是自治法而独立于其他正式法运行和发展。支持商人习惯法的学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些论战加深了人们对商人习惯法体系的认识,也使这一法律部门进一步为跨国商业界所熟悉。     

消解与证成:“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性思考

学界对"婚内强奸"能否犯罪化分歧甚大,至今仍无定论。各种意见围绕"婚内强奸"犯罪化是否存在观念障碍和技术障碍展开。具体而言,夫妻家庭地位的道德评价构成"婚内强奸"犯罪化的观念障碍,实际操作所内含的风险以及"婚内强奸"有罪判决的社会效果构成了"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技术障碍。事实上,对夫妻家庭平等地位的强调能够消解其中的观念障碍,否认实际操作中的风险与犯罪化证成之间的关联性、明确"婚内强奸"非犯罪化者论据之间的矛盾性,亦能消除其中的技术障碍。在"婚内强奸"犯罪化路径的选择上,将"婚内强奸"涵摄于"强奸罪"并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     

法治改革的方法论问题

依改革思路所包含的元素多少以及倾向性的政策主张的不同,可以大致把过去30年关于中国法律改革研究划分为一元直线式的改革思路、二元协调式的改革思路与多元协调式的改革思路。此三种法律改革思路,尽管在实际政策主张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但在知识层面上不是一种相互矛盾或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基础性支持和递进扩展的关系。随着考虑元素的增加,法律改革思路的复杂性呈递增趋势,与实践操作的距离也有可能相对拉近。就目前中国的法律改革现状和趋势看,特别是从中国法治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看,适度提倡和推进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问题研究,无论对于拓宽法学的研究方向,或是对于中国的法治实践,都已经显出了某种必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