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路——学习《江泽民文选》关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重要论述

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必须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原则,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这就决定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原创性,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如何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制度化。     

治安调解：建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思考

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治安调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追求秩序的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持是治安调解存在的正当性理由,它更符合人性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与诉讼相比更符合人性的尊严和社会的福祉;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及治安调解的便捷性与经济性决定了治安调解在维系和谐社会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对河南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是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当前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积极推进平安县(市)建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认真做好人口、环境、资源工作。     

论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特色

本文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特色:毛泽东把思想教育放在反腐败斗争的首位,把民主监督作为反腐败的基础,把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手段;邓小平把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的根本,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反腐败的原则,把思想教育和法制建设相结合作为反腐败的途径。文章还从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思维方式三方面分析了产生特色的原因。     

论社会的国家化及其目的和使命

本文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阐明国家起源、演进和实质,以及国家曾经有过和可能具有的根本目的和使命,阐明国家应有的根本目的和使命。文章提出,国家的目的和使命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全体国民都是好的;二是对一部分国民是好的,对一部分国民是坏的;三是对所有的国民都是坏的。文章认为,只有把全体国民幸福的普遍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和使命,才是对全体国民都是好的。     

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特征分析

<正> 在本世纪最后十年中,中国正全力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社会迈进,法制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有两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一种是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演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主导型的或者称之为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明显属于后者。与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相比、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在启动因素、社会条件、发展途     

税收犯罪及预防研究

税收犯罪属于行政犯罪之范畴。该犯罪行为极大地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各国刑法对税收犯罪行为都予以规制。但各国立法例各不相同。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时税收犯罪作了专门规定。预防税收犯罪首先要加强税收立法:其次要提高公民的税收法律意识;再次要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最后要加强对该类犯罪的综合治理,加大打击力度。     

具体行政行为研究的创新与突破——评方世荣的新著《论具体行政行为》

<正> 具体行政行为是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具体行政行为性质、地位范围的界定和阐释不仅涉及到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而且关联到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自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加以明文规定以来,其内涵和外延在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中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无论是在行政法学学术界中,还是在行政执法、行政审判的实务界中,都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加以充分、系统的研究。因此,方世荣教授的新作《论具体行政行为》可以认为是行政法学这一领域内的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该书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思考行政法理论的全新视角,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关注和反思行政行为的基本理论以及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中诸多重大、疑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新论纷呈。     

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由此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总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显示了五大主要的功能.尽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的过程,但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仍可引导公众舆论,影响大众的认知.     

联邦主权与州主权的迷思——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的政治修辞及其法律陷阱

本文通过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政治解读,揭示出马歇尔大法官如何运用政治修辞与法律推理技术把联邦党人的政治主张变成美国宪法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尤其细致分析了马歇尔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对历史事实、宪政理论乃至法律概念的解释采取了歪曲和误读,以服务于其捍卫联邦主权、扩张联邦权力的政治主张,从而指出,法律人既要掌握修辞的技艺,也要对修辞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