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本文拟简要梳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历史流变,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探讨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看似无真却是真——小说《新安家族》中的胡东阳人物形象塑造

小说《新安家族》塑造了胡东阳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充满仙风道骨，他对事态的发展有着某种直觉，这个人物形象也是作者对理想人物形象的寄托。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基于三批16个知识产权质押制度试点的考察

该文按政府参与度的差异,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分为纯市场化模式、政府信用介入模式以及政府为主的关系性贷款模式;继而分别分析了银行、贷款企业以及中介机构是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主要参与者时,在试点中政府兼具指导者、推动者、参与者的三重角色;最后指出,该制度的后续实施中,政府应从推动者、参与者角色逐步向监管者与服务者角色转变。     

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预警与调适——基于L市213份样本的调查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容易引发社会心态的失衡与畸变,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在充分把握当前社会心态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民生,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重视社会主导价值观建设,完善心态预警监测机制等举措改善社会心态环境,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20世纪泰国社会华人姓名的泰化嬗变

华人是泰国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姓名问题对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因此一直是泰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泰国华人姓名泰化的嬗变过程,来管窥20世纪华人在泰国社会所处境遇的变化。华人姓名的不断泰化,一方面缘于泰国政府长期不懈地坚持对华人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也与当地华人对泰国社会的认同感不断增强密切相关。此外,面对政府的归化政策,华人也通过双名制度等方式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侦查目的的社会学考察——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框架

侦查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的研究不应仅从刑事诉讼的狭隘的视角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界定。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框架界定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刑事诉讼构造的改革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

被害人承诺以正当化根据为理论基础,以成立条件为核心要素。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涉及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因此,只有严格区分和限定被害人承诺成立的有效范围和条件,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量刑基准的存在根据与形式——兼论法官量刑基准意识的养成

量刑基准存在于司法语境中,是法官观念中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文字的方式将量刑基准规范化的做法没有现实可能性。可以培养法官对量刑基准的认同感,但不能企图将法官意识中的量刑基准统一化。     

行政许可法实施中的困境

尽管社会各界对《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颁布曾经反响空前、赞誉颇多,但是,该部法律实施1年多来的实践说明,由于观念和体制惯性的影响、实施前清理的不彻底、立法技术本身的不足,以及监督与其他配套制度的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其实施的实际效果与人们的事前期待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