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

本文试对两届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演化和特点加以梳理和比较。在布什第一任期,美国对亚太战略和安全利益多元化认识程度加深,加快了地区军事安全结构整合步伐,使亚太各次区域在军事安全方面联动性加强。但由于过分突出“反恐第一”等安全考虑,布什政府对亚太自身经济和政治合作进程加速发展缺乏足够的政策敏感和心理准备,导致其政策与地区局势的发展节奏有所“脱节”。因此,在第二任期,布什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美国对亚太事务的影响力,力图巩固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但其新政策面临不少困难,多种新因素导致美国主导的亚太“辐辏”结构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关于行政处分若干问题的探讨

<正> 一、行政处分的性质对行政处分的性质,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行政处分是一种纪律处分或政纪处分,因而把行政处分说成是纪律处分或政纪处分,也有的把纪律处分看作是行政处分;有的认为行政处分是一种不同于纪律处分或政纪处分的法律制裁形式。笔者同意后一种看法。在一个法制健全发达的国家,基于法律所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及其内容的不同,全部法律规范有刑事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之分,违反这些法律规范也相应承担各自的法     

程序模式的实验效应分析

<正> 大多数国家都相当重视实施实体法的程序制度,程序往往被视为提高司法判决公平性和正确性的手段。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诉讼制度,但究其根本,无非分为两类,即对抗型程序模式和非对抗型程序模式。在对抗型程序模式中,诉讼程序的推进由进行诉讼的双方及其代理人负责,他们依据法律规定,提供证据并实质性地推进诉讼,裁决者在裁决之前,一直处于消极状态。在非对抗型程序模式中,推进诉讼和提供证据的控制权操纵在裁决者手里。对抗型程序模式和非对抗型程序模式究竟孰优孰劣?优劣何在?抑或是各有千秋?为解决这些问题,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法学家进行了实验研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运用科学现代化管理手段 促进公证事业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信息化建设正在全方位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新的发展形势为公证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公证法》在2006年3月1日实施后,将为公证事业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加快公证事业发展步伐,实现计算机技术管理应用,提高办     

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前景

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有其历史背景。禁令迟迟无法解除,一是美国的阻挠,二是欧盟内部 意见不统一,三是借此向中国施压。但这一禁令的解除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应冷静对待。     

我国县乡财政风险的特殊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整体财政风险由各级政府财政风险综合构成,而县乡财政实际上已是我国财政层级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构成县乡财政特有的风险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等方面。     

刑法的不得已性——中国话语下的刑法谦抑

在中国刑法的语境下，用“不得已”代替“谦抑”的提法比较合适。刑法的不得已是指刑罚对犯罪人的适用只能是为了保护更大多数人的权利而被迫剥夺犯罪人个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对人性、应然状态下的法律和刑法目的三个方面的分析，不得已性应该是刑法的根本属性。从实践上看，只有坚持不得已原则为指导，立法注入更多、更丰富的民主因素，司法符合常理、体现正义才是现代刑法危机的真正出路。     

走近90后的内心世界——对上海市2283名青少年的情感调查

随着90后逐渐长大,一些关于90后的负面事件和评论也逐渐增多.对上海市2283名90后青少年的情感调查显示:他们的心情快乐阳光,压力感知适度,兴趣积极广泛,关心父母,关爱同学,渴望和谐的师生关系,他们爱国,富有责任感,价值取向跟随主流.90后青少年的情感是健康积极的,应该避免因个别案例导致的对这一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     

Municipal leadership and interest‐oriented mass participatio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reform plan in Shanghai 2

In the light of China's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from revolutionary to technocratic—in the reform er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ew leadership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making of the Shanghai housing reform plan in 1991. After delineating housing problems and previous reforms in the mega‐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e making of China's most comprehensive housing reform hereto, which inevitably invited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social group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ordinary urban residents who were in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s and the cadres who by and large benefited from old housing policies under China's planning system.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e ways of making the housing reform plan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s more responsive to ordinary peopl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han the Maoist leadership, even though both have much in common as the former inherites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