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妇人会的战争宣传一窥

文章简述了日本爱国妇人会的创立背景和思想渊源,对该会的宣传教化执行机构和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该会在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前期)这三场大规模侵略战争中的宣传内容、策略和目的加以分析,进一步从微观上勾勒出日本裹挟妇女走向战争深渊的必然路径。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讨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农村社会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遭受巨大冲击。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发掘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司法交际口才初探

法律工作中,交际口才的话题、语境、对象、听．问、距离、态势等基本环节均独具特色,掌握司法交际口才将十分有利于提高法律工作的效果．     

让平安与富裕同行——江苏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十年回眸

近十年来 ,江苏省狠抓“严打”和重点整治 ,坚持“打防结合 ,预防为主”,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断深化 ,在“责任制”、“综合”、“群众参与”、“严打”、“基层基础工作”、“安全创建活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跨国制药公司发展趋势及政府对策

新世纪初,跨国制药公司生存、经营和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制药业跨国公司在竞争理念、投资战略、经营战略、研发战略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本文探讨了跨国制药公司发展趋势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宪法案例的拘束力——从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玉苓案的批复谈起

宪法案例中的裁判理由不具有拘束其他国家机关的效力,所以对其进行改变是可以的。什么时候需要改变宪法案例中的裁判理由,是基于情事变更原则。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玉苓案批复,该废止对齐玉苓案本身不产生溯及力。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Alternative Ratings

<正>BRICS members discuss a new independent rating agency to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International credit-rating agencies are produc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especially the liber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As borrowers and bond issuers could be geographically remote from one another,lenders were unable to assess borrowers’     

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     

试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法律平衡--关于制定《传染病隔离法》的思考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始料不及的瘟疫——“非典型性肺炎”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回首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少数人借“非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而更多的公民则为了控制疫情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法治国家政府在防治严重传染病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场瘟疫不仅考验了科学,而且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及其法律是否完善。在我国缺乏《紧急状态法》的前提下,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包括“隔离”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政府行政权力的底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能随意压制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私权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早出台《传染病隔离法》等相关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中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未尝不是抗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