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对话性协商引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思考

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工作更加艰巨的情况下,让公众参与进来,能够发挥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共同保护我们的环境.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已经体现在我国环境法的很多制度规定中.但是目前的实际参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而对话性协商民主作为协商民主的一个模型,倡导公众和其他主体平等地参与到一个面对面的协商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自由的发言和平等的对话阐述他们的观点,提出问题并得到有针对性的回答.这样,将对话性协商运用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中,公众就可以通过便利的渠道为其他主体提供一些环境信息,并且可以通过对话,把他们的智慧展现出来.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与普通公众的对话和协商,扩大他们的信息范围,考虑得更加全面,从而得出更高质量的决策.     

从检察机关参与事故调查的模式看我国事故调查制度的定位

在我国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中,检察机关是经事故调查组邀请之后才参与到事故调查中,这种参与模式的事故调查制度是以问责为导向,不利于查明事故原因.为了使中国的安全生产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改观,我国在设计事故调查制度时应当更加重视以预防为导向.     

论我国缺失家庭现状与《社会救助法》的完善

缺失家庭是指因意外事件导致家庭成员死亡或严重伤残,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严重残缺,家庭功能及家庭成员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家庭.缺失家庭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在社会救助法中明确规定对缺失家庭的救助,与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相一致,是国家和社会对于公民生活现状关注的具体体现.从我国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提出一些对于缺失家庭法律救助制度的初步设想,希望对缺失家庭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建立有所贡献.     

教育异化探析——基于教育公共性的视角

公共性作为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不容忽视的。教育的公共性与教育的异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教育公共性要求学校教育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并且以公共利益为终极追求。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与发展,教育公共性不断被消解,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甚至人的整个生命都发生了异化。恢复教育公共性的关键在于防止教育的异化。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解读

总体性思想是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表达的主要思想之一,具有独创性.尽管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有其局限性,但是他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整体优于部分的观点,以及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等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论刑罚的社会责任

刑罚是犯罪的后果。但同时又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如果刑罚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没有得到罪犯的诚服,那么刑罚的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刑罚的功效也会大打折扣。罪犯实质意义上的重返社会也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有的终其一生把犯罪作为自己的职业,疯狂地报复社会。刑罚构制的原则思想应当是在打击犯罪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贯穿功利性与人道性的理性思维下,科学预测,合理配置,兼顾社会性和法律性,做到发挥出刑罚功效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尤为重要。     

关于中国警察教育训练的几点新思考——联合国军即美国2011“利比亚战法”的启示

美国2011“利比亚战法”在推进外战与内战的转型过程中,显示了对战略推进、策略分层与作战实施等的超强宏观把握与微观控制能力,警察因被裹胁“随军”并成为战争主体之一而不能游离于战争之外,因此美国的“利比亚战法”应是一道特殊的攻关“动员令”,从战略高度、从宏观层次、从具体实践、从理论发展出发,深入探讨警察这支军事之外的特殊的武装力量,怎样在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稳定和政权稳定中以及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上发挥更大更积极的功能与作用,不仅是时代摆在广大警察教育训练工作者面前的一道课题,也是世界形势和国际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     

广义证据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

证据是法律的灵魂和核心所在,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传统的以诉讼证据法则为框架所建立起来的证据理论缺乏对实体证据法则的研究,因而不可能反映整个法律证据体系的全貌。现代证据体系应包括证据实体、证据法则和诉讼证据规则。实体证据的产生是基于法律行为的发生、变更及消灭,其广泛应用于非诉讼领域及诉讼领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也是判案的重要依据。实体证据研究为更新法制观念,完善证据意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之现状及应对措施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决定,对加强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确保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法正确行使,提高职务犯罪案件办案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对的措施主要是：调整自侦部门侦查办案模式;建立自侦案件的报捕证据标准并探索确立职务犯罪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规范自侦部门与侦监部门的配合联动机制。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