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现象“与女性领导胜任力的保障、培育与开发

女性参与和组织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是妇女参与的最高形式,在当今世界被视为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是,我国女性在职务晋升中还存在着只能担任低层职务,或者做到一定职位后便再难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本文分析了这一现象的表现、形成根源,并提出了通过提高女性领导胜任力克服"玻璃天花板"现象的对策措施。     

试论构建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是在犯罪激增、司法资源紧缺而又要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等各种因素下作用、平衡的产物。为解决积案问题并保障必要的公正,设立认罪协商制度需要完善的程序设计。这包括认罪协商程序的适用范围、起止的期限、提起的主题、协商的具体内容、协商后诉讼权利的丧失、被害人的同意、指定辩护人问题、法官角色、协议的撤销等。     

司法鉴定机构适应《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要求的探讨

作者通过对新颁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研读与思考,结合目前多数司法鉴定机构的现状,对于作为《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主要管理对象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如何尽快适应这部重要法规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各项相关制度,科学规范司法鉴定工作,作了探讨。     

值得深思的刑法“宽”“严”倒错问题——以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为例

在刑罚轻缓化背景下研讨宽严相济政策,不应忽视现行刑法中“宽”“严”倒错现象的存在。就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是刑法对虐待罪、伤害罪的弱软失度,另一方面,是刑法对“以暴抗暴”型杀人行为的过份苛酷。因此,有必要从相关刑法规定上予以完善。     

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之比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几乎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历程。无论从发展经济学还是世界经济学的角度,都可以从这两个典型的大国模型的比较研究中,在发展战略理论和经济政策实践这两方面获得有益的启示。近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印度经济发展能否超过中国有不少讨论,本文根据中、印两国1980—2000年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制度安排的变化,来比较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的异同和得失,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印度经济发展能否超过中国的问题。     

论经营判断原则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的运用--兼"严格中立原则"之检讨

通过对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的严格中立原则中存在的忽视股东集体行动和董事对于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经验主义、为政府强制性反收购措施所不容等非理性状况的分析,提出了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经营判断原则的建议,认为这样可以为敌意收购行为提供更统一的运作环境,保护股东利益,减少成员国在建立反垄断屏障的压力,并且为企业在采取反收购行动时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运用科学现代化管理手段 促进公证事业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信息化建设正在全方位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新的发展形势为公证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公证法》在2006年3月1日实施后,将为公证事业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加快公证事业发展步伐,实现计算机技术管理应用,提高办     

我国县乡财政风险的特殊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整体财政风险由各级政府财政风险综合构成,而县乡财政实际上已是我国财政层级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构成县乡财政特有的风险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等方面。     

Municipal leadership and interest‐oriented mass participatio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reform plan in Shanghai 2

In the light of China's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from revolutionary to technocratic—in the reform er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ew leadership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making of the Shanghai housing reform plan in 1991. After delineating housing problems and previous reforms in the mega‐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e making of China's most comprehensive housing reform hereto, which inevitably invited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social group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ordinary urban residents who were in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s and the cadres who by and large benefited from old housing policies under China's planning system.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e ways of making the housing reform plan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s more responsive to ordinary peopl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han the Maoist leadership, even though both have much in common as the former inherites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