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学特征研究

目的探讨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学特征。方法采用自编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案例登记表,对98例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学特征进行研究。依据CCMD-3划分为精神病性症状组(51例,52.04%)、人格改变组(42例,42.65%)和智能障碍组(5例,5.31%),并对精神病性症状组与人格改变组犯罪学特征对照分析。结果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违法犯罪者以未婚、青年男性农民为主。其犯罪学特征主要是被鉴定人与被害人双方关系一般(44.9%),无作案前预谋(53.1%),作案目标临时确定(69.4%),使用暴力手段(88.8%),无明显作案诱因(67.3%),作案目的以报复居多(40.4%),现实作案动机(42.9%),作案结果既遂(89.8%),作案次数以1次为主(88.8%),作案类型以凶杀(46.9%)为主,作案后多无自称遗忘(65.3%),作案后多以停留现场、不潜逃等非反侦查表现(57.1%)为主。精神病性症状组和人格改变组在作案预谋(χ2=27.64)、作案目的(χ2=13.0386)、作案动机(χ2=23.5290)和作案后表现(χ2=19.3591)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作案目的以报复为主、作案动机以现实动机为主。结论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学特征有多以无作案前预谋,多以报复为主要目的,作案后多无反侦查表现。与以精神病性症状为主要表现者相比,以人格改变为主要表现者多在现实动机下以报复为主要目的进行作案,因此在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时应予重视。     

论解放思想——一种哲学追问与求证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有许多人高喊解放思想，而行动中却一再陷入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泥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解放思想”作为一种先验的思想前提来接受，而忘记了它同样是需要理性拷问与形上求证的思想原理。我们很少对它进行逻辑建构。对其运用的范围、评判的标准很少有明确的界定，特别是对它的形上基础，更缺乏明确的自觉。本文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哲学反思与求证。     

日本血吸虫丝氨酸-苏氨酸蛋白磷酸酶基因的表达及其免疫保护试验

为研究日本血吸虫丝氨酸-苏氨酸蛋白磷酸酶(SjPP)的免疫功能,构建了原核表达重组质粒pET28a( )-SjPP,转化大肠埃希氏菌BL21(DE3)进行诱导表达,并用重组蛋白进行了小鼠免疫保护试验,免疫剂量为每次20μg/只,共免疫3次。结果表明,pET28a( )-SjPP/BL21(DE3)在0.1 mmol/L IPTG诱导2 h时,每1 g菌体可产生17.8 mg以包涵体形式存在的重组蛋白;重组蛋白免疫小鼠后诱导产生了高效价的血清特异性IgG抗体,并获得了部分减虫率、肝组织减卵率和显著的粪便减卵率,具有一定的免疫保护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社区人口重点管理模式的探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原有的社区重点人口管理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呈现出许多弊端。因此,有必要探索建立新型的重点人口管理模式,使其重新发挥在人口管理中应有的积极作用。     

试论无纸化考试对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影响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利用目前先进的信息技术,实行无纸化考试对高职院校培养人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析房屋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责任

对房屋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责任,有以所有权为承担责任的标准和以交付为承担责任的标准两种不同观点,在房屋买卖合同标的物发生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责任时,应以交付为确定风险责任承担的标准。     

我国企业绿色营销的反思

我国企业进行绿色营销是适应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面对绿色经济大潮涌动的新世纪,加入WTO后的中国企业必须积极开展绿色营销战略、策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德治精神与改革实践

要在改革实践中贯彻“德治”要求,必须牢牢把握改革的总目标总方向,坚持利民、惠民、富民原则,爱民保民教民,协调好官民关系,并明道普策。     

社会信用评价的合法性及其限度

社会信用评价是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社会信用评价的目的、针对对象、具体程序、使用范围、救济措施进行认真研究。现阶段，于陌生人背景下的民商事交往以及行政机关的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检查在内的行政管理呈现出了信息失衡的情形，大大增加了民商事交往与行政管理的风险和成本。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方式延长博弈链，变陌生人社会为“熟人”社会，从而有效降低民商事交往和行政管理中不必要的风险与成本。社会信用评价的对象、程序、使用范围、救济措施等应当以此制度目标为出发点。     

资产证券化中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探讨

基于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机制,在资产转让的信托型、担保融资型和资产出售型等多种选择方式中,资产出售是最好的选择。但根据美国的司法实践,一项资产转让什么时候构成“真实出售”,虽然有一些判定标准,却并不十分明朗,可能会受到法院重新定性的影响。同样,在我国,实现资产转让更是存在着合同法和担保法等方面的困难和障碍,也没有重新定性的相应规则和实践。因此,在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已成共识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尽早做出立法应对,建立有关资产证券化的单行法律,为资产证券化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