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现代大学精神增强高校道德建设

高等学校作为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掌握较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文章从当前高校道德建设方面入手,结合大学精神的特征、内容与功用等,探析了其对高校道德建设的重大作用,以期通过培养与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来引领高校道德建设。     

法律的目的与自由的限度

过多地限制自由会导致人们的自由权利无法实现,而过少地限制自由又致使已被承认的自由受到侵犯,因此法律必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从而以最大限度保障自由。法律有其不断追求的最高目的,同时亦具备决定其存在的最低目的。而自由最合理的限度就是要在满足最低目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使其符合最高目的的发展方向,以此标准来确定立法对于自由的限制。     

前提目标途径——增进中日战略互信的若干思考

中日战略互信具有复杂、渐进和反复等特点,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建立互信关系的前提,那就是在战略意图上要尊重现有国际体制,在战略能力上要不断强化合作,在战略途径上要共同倡导和平原则;其次是必须设定中日战略互信的合理目标,双方要把避免战争作为最基本目标,把建立低度信任作为现实目标,而把发展中度战略互信作为未来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理想目标;最后是必须选择中日战略互信的有效途径,主要是在单边模式上注重强调自我约束,在双边模式上注重形成共同规范,在多边模式上注重推进机制建设,其中又要以多边模式作为当前战略互信建设的主渠道。     

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思考

城市是人类文明与创新的核心载体,安全是现代化城市的第一要素,城市安全是城市可持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纵砚中外城市发展历史,安全保障一直是城市建设的首位要求。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一切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这是城市安全备受重视的更直接原因。当前,世界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已经超过50％,世界已经进入城市社会时代。     

关于我国石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石油企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大型骨干企业,应当立足大局,着眼长远,在履行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的同时,全面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和谐.     

诉讼空间简论

通过诉讼法的规则设定,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和各种诉讼关系的交织形成了"诉讼空间"。诉讼空间是程序的间隔功能的延展,强调的是诉讼给人的空间感。诉讼空间具有封闭性,它具有封闭的结构和封闭结构内专属的人、物流转。同时,诉讼空间不是一个首尾相接的闭合环,它要有外界环境的人、物、信息的输入,也会有终结性的裁决和处理的输出,它强调司法诉讼的透明,它还是一个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的空间。     

辽宁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问题研究

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期辽宁主要社会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中的一部分社会成员也呈现出弱势化趋向,陷入弱势群体的境地。深入分析辽宁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的成因,主要从制度设计、完善政策及社会支持的角度提出破解辽宁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问题的时策建议。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 ——以两个文件存在的冲突为切入点

关于在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在《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份文件中均有体现,但是二者对于帮助取款行为的认定存在冲突,表现为对"明知"的内容和程度的认定有差异、帮助取款行为的时间节点的认定不同、对诈骗罪既未遂标准判定不同。网络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路径选择是:对"明知"内容和程度的认定进行类型化判断;对帮助取款行为介入的时间节点进行类型化划分;以"失控说"作为判断诈骗罪既未遂的标准。     

对美国商务部有关汇率低估构成可诉补贴规则的合规性分析

美国商务部新近颁布实施的《补贴税调查程序中有关利益和专向性的修订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不符;该修订规则缺乏《SCM协定》中有关提供补贴的适格主体的内容,把汇率低估视为补贴的做法与《SCM协定》行为要件“财政资助”和结果要件“授予利益”的规则和实践也不相符;而把有跨国购买或销售行为的企业视为专向性考察中的一组企业的规定也与《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相左;另外,修订规则将汇率低估视为补贴也缺乏国内法的依据。修订规则为美国肆意征收反补贴税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武器。我国应该在美国国内司法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架构下挑战这一修订规则,纠正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