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计量的职业判断研究

公允价值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虚拟的交易价格,具有相对主观性,因此公允价值需要估计与判断.公允价值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会计职业判断,主要表现在:公允价值的适用条件、金额确定、信息披露离不开会计职业判断.为规范公允价值运用中的职业判断,应制订公允价值具体准则或指南,为职业判断提供理论指导框架;加强相关的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健全会计监管体系,为职业判断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市场体系与信息化建设,为职业判断提供数据支持.     

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之文化维度

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是我国在立法分权层面对"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使得国家基本法律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实现了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笔者从文化学学科维度,剖析该制度设计的机理.以证成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模式的合理性.     

教唆犯的预备与未遂

共同犯罪问题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教唆犯问题又是其中一个难点。学术界关于教唆犯的理论问题存在多种学说,文章根据不同学说对教唆犯的预备与未遂进行了研究。     

强化检察委员会司法属性之路径探析

在检察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关注检察委员会的司法属性问题和决策机制的改革完善。检察委员会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将民主、高效、权威设定为基本目标,通过优化组织体系、改革决策模式、建立责任机制、提升委员司法能力等强化其司法属性。在决策模式改革上,应借鉴吸纳审判合议制和党委票决制的合理内核,保证委员的"民主"地位、严格检察长的"集中"机制,确立一级检察委员会定案机制,以此增强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的司法属性。     

以欺骗方式获取自白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研究

欺骗，作为一种必要的恶，侦讯人员在实务中经常作为侦讯策略而运用，但应注意对其予以适当的限制，否则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美国对于欺骗之术的使用有着比较成熟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我国立法中应明确侦讯中采取欺骗手段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但应对其运用进行适度的限制，从而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取得利益的均衡．同时侦讯实务中欺骗方式的运用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其一，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其二，欺骗手段的实施不得具有诱发被追诉者虚假陈述的危险；其三，欺骗方式的实施不得使社会民众的良知感到愤慨。     

转变思维方式 推动改革开放

以转变思维方式来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们党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转变思维方式,正确处理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必将取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科学发展观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实践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方法论,是我们用理论武装建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的指南针。科学发展观对妇女权益保障思想提出了实践要求：在保障方式上,用国家根本法和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保障妇女权益;在保障主体上,通过政府履行职能等多元化主体来保障妇女权益;在保障内容上,通过充实其内涵更大限度地保障妇女权益。     

创刊词

一切对法治持有真诚关怀与崇高追求的人们都不会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里,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上,来自8个省市的266名全国人大代表抒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心声:改革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加快制定司法鉴定法,推进中国司法改革进程,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而且,在众多的提案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提案人数,仅次于有关修改<公司法>的提案人数,名列第二.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劲的主题的今天,这一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中国的司法鉴定工作为何能引起人大代表们如此真切的关注,中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又将如何去倾听人民大众那急迫的呼唤.……     

PRRS抗体间接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以差速离心法结合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法提纯的PRRSVSC2株作为包被抗原,建立了检测猪生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抗体的间接ELISA法。该法的最适抗原包被浓度为5μg/mL,最佳酶标兔抗猪抗体稀释度为1∶5000,对猪抗PRRSV的IgG检测灵敏度达到0.1μg/mL。该法只与PRRS阳性猪血清呈现阳性反应,而与PRRS阴性猪血清和猪伪狂犬病、猪乙型脑炎、猪瘟、猪细小病毒病阳性血清呈现阴性反应。应用该法检测PRRSVORF5基因疫苗免疫猪后的抗体消长规律表明,疫苗免疫猪后第7d抗体水平迅速上升,第75d达到高峰,然后缓慢下降,至第135d时仍然极显著(P<0.01)高于空载体对照和空白对照。试验结果表明,该法具有良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可用于PRRS流行病学调查和PRRSV基因疫苗免疫后抗体水平检测。     

宪法裁判与民主的悖论

当今许多国家为了维护民主纷纷建立了宪法裁判制度,然而也有些国家却为了民主不被侵害而拒绝宪法裁判。宪法裁判与民主的紧张自始至今从未消除,其实它们之间无矛盾性又无必然性,宪法裁判有助于民主,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民主风险。为发挥宪法裁判对民主的优长,应该运用法院的司法功能去避免其对民主的危害,这需要在宪法裁判与民主之间进行调适,恰当界定宪法裁判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适当领域。对存在民主缺憾的国家来说,宪法裁判不失为至关重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