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主体权利的保护

2008年4月1日起,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开始施行。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主要针对"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作了规定,使相关制度更具可操作性,加强了对诉讼主体权利的保护。此举标志着中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由"国家本位"向"以人为本"的当事人主义过渡,具有重大意义。但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对立案程序、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程序选择权等诸多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却未作规定,在保护诉讼主体的诉权方面有一定的缺憾。     

警察行政处罚权与人权的博弈

随着法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权保护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警察行政执法领域中的人权保护更是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警察行政处罚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正在审议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讨论的焦点。在现代社会,警察作为管理者的强大权威,在其执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对公民人权的侵犯。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对警察行政处罚权的“扩”还是“限”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博弈。从某一个层面上讲,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扩权和限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冲突性制度约束下的分离——慈善组织运作的策略选择

在制度供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存在着社会资源获得和社会控制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性制度环境导致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和活动效率之间产生矛盾，只有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才能够在冲突性的制度约束下同时满足双方矛盾性的需求。     

“人权”入宪的历史回顾及意义评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权”入宪。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颁布第四部《宪法》，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人权”一直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遭到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对普世价值的吸纳，“人权”这一概念逐步得到正名，并最终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人公司犯罪主体论

一人公司属于刑法上的单位主体。经公司人格否定评价后的一人公司仅就特定事项在公司法上丧失公司人格,但仍具备成立单位主体的前提。如果因为犯罪行为而构成特定事项上的人格否定,则不能成为单位主体。经“单位主体否定”评价后的一人公司若属于有组织犯罪,应追究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英美法系刑法中侵占罪构成条件之比较

英美法系各国及地区刑法中的侵占罪并非均作为独立的犯罪予以规定。将规定为独立犯罪的侵占罪的构成条件加以比较,对推进我国侵占罪理论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以行政契约作为跨域治理之法制基础--以台北和基隆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

在地狭人稠的台湾,有关大众运输、环境保护、水资源、河川管理等跨域治理的议题,正显现其重要性与急迫性。整合跨域治理与行政法的理论,以“北基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分析行政契约作为跨域合作的基础,分析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制问题,例如契约之合致、订约过程（成立要件）、契约应有之内容、契约之进展（如情势变更、政策变迁等）、履约责任、强制执行、救济方法等,希望能建构行政契约在跨域治理的应用模式,以为未来各级政府间在跨域事务中的合作提供法制经验。     

论“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合理性

陈金钊教授最近提出了一种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不同的"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该理论因其独特的涵义界定、价值立场和修辞方法而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判。"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并非作者自由的学术创造,该理论几乎所有的构成元素都可以根据法治理论、法教义学、法律话语、分析修辞学、最新的法律修辞学理论等获得相应的理论证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法律作为修辞"更是对西方法律修辞学的一种学术改造和重构。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的重构

立法理念对立法技术、立法内容和立法效果有着基础性的导向作用,树立科学的金融犯罪立法理念是引导金融刑法改革的先决条件。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抑制思想的影响,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相对落后,进而导致了立法内容与立法实践脱轨、立法目标与立法价值偏离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在反思我国现行金融刑法立法理念的基础上,树立以金融自由为基础、风险防范为导向、金融效率为核心、金融安全为保障的全新理念,为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立法改革提供科学的发展方向。     

价值观念多样化态势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全球化时代价值观具有多样化、流动化、层次化、丰富化、复杂化等特点。价值观发展的多样化蕴涵着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的理论和逻辑前提。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在意识形态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价值观,既具有对其它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又具有对社会发展的秩序功能和动力功能。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