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分析——基于中美比较的借鉴与启示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在取得了积极成绩的同时仍面临许多问题。本文从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入手,比较了中美两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与政府作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程集中体现了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导作用,政府充当了慈善事业的组织者、运营者和资助者的角色;美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结为"事业伙伴"关系,发挥着倡导者、合作者、管理监督者、法律保障者的作用。由于历史、社会文化、宗教影响、法律环境等因素,中美政府在发展本国慈善事业中采取的措施与发挥的作用既有相似点又存有差异。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理顺政府与慈善的关系,政府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应体现在引导、监督和保障方面。     

论冲突法上的适应问题

冲突法上的适应问题是一种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同他种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分别属于不同法律秩序时,应如何调整两者在适用上可能产生相互矛盾及不调和的问题。增强准据法的适应性或者说对准据法加以调整是当代冲突法的一个新动向。可以说,适应或调整程序浓缩了确定准据法的技术,冲突法上的某些制度本身就是适应观念的体现。在适应问题的解决方面,目前还难以制定统一的一般准则,总的来说,有冲突法的适应方法、实体法的适应方法和比较法的适应方法。适应问题不仅存在于法律适用阶段,而且也发生在管辖权协调和外国判决执行方面。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tching Trace Evidence: A Legal Perspective

本文描述了用于规范法庭科学证言的英美证据法,这些法庭科学证言主要是解释微量物证之匹配的重要性。本文根据即将出版的维基百科全书法庭科学卷部分改编。     

建立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实证分析——以贿赂案件为例

本文通过借鉴域外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结合我国查处贿赂案件的实证考察,对在我国引入和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构想,为完善我国打击严重的贿赂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证据概念素说——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证据理论的国学文化基石

本文试以缘其华叶,探其根素,究其质实的方法,对证据的概念行以刻求真是的剖陈。其定义为:证据是讼事以物符或意融的形式,留存于时空内,并为听讼人藉以听断讼事的可识素因。概念,无论今古中西,在学问上,都是说话的前提。国学式的概念必定是中华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证据理论的基本构件之一。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     

建构主义视域中的风险及其动态治理——以面粉增白剂的存废为例

风险是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面粉增白剂"之争验证了建构主义风险理论。在建构主义视域中,风险治理不仅要使风险最小化,还要实现其他的政治和道德目标,并对影响风险的诸多因素进行反思。风险的动态治理,是实现制度动态效率的必然选择。它的有效性以结果为导向,合理性以未来为导向,进而需要不断学习,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文化。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中国古代书证的演进及司法实践

自从中国上古时期发明文字以来,就出现了最早的书证形式。我国先秦以前的书证非常简略,大多书写在木简、竹简、金石器物和布帛之上,非常不便。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和纸张的广泛使用,书证适用于各种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纸张的普及推动了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容易伪造的弊端。为了防止伪造和变造书证,历代法典都设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对伪造书证的行为给予严惩。针对书证容易伪造和变造的特点,采取了许多预防性措施,如让双方当事人、保人、见证人在各类书证上签字画押,在公、私文书上加盖印章,以保障书证的真实性。书证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从西周以后迅速摆脱了夏商以来野蛮落后的神明裁判方式,向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达,对于减少诉讼成本、降低原被告双方的举证难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书证制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