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罪探究—以莆田仙游县为例

近年来,仙游县诈骗类犯罪活动多发,如何提高侦办此类案件的质量和水平,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有必要在对案件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公安机关办案思路,以保障案件执法活动优质、高效进行。     

福清市行政、边防派出所“联合警务”的实践与思考

福清市行政、边防派出所“联合警务”打破了行政派出所与边防派出所辖区和警种的界限,施行“警务联勤、巡查联动、信息联通”,构建行政、边防派出所“同调度、同办案、同巡查、同分析、同培训、同考评、同保障”的警务机制。“联合警务”构筑了行政、边防派出所警务协同的有机平台,建立了务实高效的警务运行机制,达到了“警力互补、业务互学、信息互通、工作互助”的实际效果。“联合警务”对优化当前派出所警力的配置、推进边防派出所警务体制的改革、推广“联合警务”的经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部地区某县104起投毒案件分析

通过对104起投毒案件分析,发现投毒杀人仍是投毒犯罪的一个主要目的;投毒案件既有一定的季节性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所投毒物种类分布较广,但农药和鼠药占多数;所投毒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投毒位置、对象和手段有一定的选择性等规律。     

论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生育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道德观念,它一方面给不孕不育夫妇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使得自然生殖下确定亲子关系的原则受到挑战。为了明确父母的权利义务,保障人工生育子女的合法利益,确定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人工生育区分成三种情况,各种情形下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世界各国立法的规定以及学者们主张和学说。     

中英“揭开公司面纱”对比研究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作为公司法中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从创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是：何时应坚持股东有限责任？何时则应揭开公司面纱,追索股东的个人责任,同时宣告法人人格的被否认？英国作为率先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国家之一,在其数百年的判例实践发展中,给予这个同题以自己的回答。我国在2006年公司法中正式引进这一制度,面对上一同题。理论上争议颇多,现实中则寸步难行。那么中国能从英国的答囊中学到些什么呢？或许尊重法官的能动性,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揭开公司面纱”典型案例体制。才是真正的“它山之石”。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发展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进程,当前中国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从组织功能视角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对农民组织化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该制度有悖,临床医学科学且缺乏法律依据,随着患方举证能力的显著提高,建议借鉴"妨碍证明"制度,立法上保障患方举证权利及完善医疗证据保全制度,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确保司法结果公正合理.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以刑法规范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已与现实的生活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在刑法上还是一个盲点。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和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性质,应当包括在刑法保护对象内。我国刑法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     

473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中医临床症状和证候分布规律初探

目的:对皖北地区艾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者和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患者的中医临床症状和证候特点进行初步探讨.方法:采用中医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制定统一的临床观察表与调查方法,用Excel建立相关数据库,对症状、体征和证型的频数分布进行统计.结果:皖北地区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的感染途径主要为经血感染;临床症状以乏力、气短为最多见;HIV期以气血两亏型为最多见,AIDS期以气阴两虚、肺肾不足型,肝经风火、湿毒蕴结型,脾肾亏虚、湿邪阻滞型和气虚血瘀、邪毒壅滞型为前4位复合证型.结论:AIDS中医临床症状特征是"以虚为主,虚实夹杂,气血津液俱亏,湿毒瘀虚同在",证型特征是"复杂多变,以虚为本,多脏腑受累",病情呈现渐行性发展、渐进性加重之特点.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困境与完善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对于司法公正公平的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其良性发展也将极大地改变刑事司法的理念、刑法解释的格局。但目前的困境在于案例数量缺乏规模效应、裁判要旨缺乏指导意义、指导效力机制不明确、案例生成程序与裁判程序脱节,导致其效果不容乐观。因此,应当逐步建立两级指导案例生成机制,通过选择性提审、强化裁判援引效果、加强配套司法技术的训练等措施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