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伦理性研究

刑法与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不同手段,均具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刑法生存发展的土壤,而伦理则是刑法的道义底线。刑法与伦理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应该寻找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平衡点,这对合理优化配置刑事法律资源、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德国表见证明理论在医疗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中的运用

医疗纠纷诉讼中医患双方处于"武器"不对等状态。因此,如何从诉讼上对此加以救济首当其冲。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证明责任倒置的角度加以平衡。然而此规定既与《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相左,又和他国立法经验有别。德国在医疗诉讼中所采用的表见证明理论可供我国未来立法所借鉴。     

论犯罪人格与量刑公正

法官量刑时既要做到罪刑相适应,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功能,又应考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正难度,以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只有二者兼顾的量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将犯罪人格引入量刑机制,使其处于与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现代西方国家量刑的发展趋势,也是摆脱当前量刑危机,实现刑罚公正的不二法门。     

实现伟大“中国梦”与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加强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能够提升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社会共识,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素质支撑.当前,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初步建立,但依然存在表达抽象化,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力度不大,培育手段、途径单一等诸多问题.因此,加大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力度,创新和丰富宣传手段,加强实践活动平台建设等即成为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路径.     

论侵权法的社会化——以侵权法与保险的关系为重点

现代社会赔偿为首位的原则改变了侵权法的性格,突出表现在从个人责任的追究转移到损失的分散。侵权法开始扩张到严格责任,并在规范或事实上受到保险观念的影响。但是,以原告—被告的利益关系为基本结构的侵权法仍然面临着责任追究成本过大、赔偿范围与数额不确定、人际不公平等批评,其进一步扩张也导致了责任保险业的危机。道德论者在矫正正义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奠定了侵权法的正当性。功能主义论者也大多认为,侵权法在损害预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此外,保险制度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某些损害不能通过它来填补。因此,侵权法规则并不能被保险所取代,但是无论从现实上还是理论上讲,过分扩张侵权法缺乏正当性。     

论公众参与及其行政立法的正当性

行政立法虽然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 ,但是由于行政立法机关不是由民选代表组成 ,缺乏民意基础 ,因此需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只有公众参与 ,行政立法才能获得民主正当性 ,行政立法程序才可能构成正当程序。公众参与必须符合自愿、平等、有效的实质要求。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应当提高立法层次 ,强化公众参与制度 ,提高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     

战略劳动关系管理:内容、挑战及展望

劳动关系是劳资双方在劳动过程中构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包括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两个方面,劳动争议中涉及的劳动关系是权利和利益兼有的关系.劳动关系包括三个范畴,即学术建设、解决实际问题、道德规范.劳动关系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对工作场所问题的研究都包含了雇主、员工和社会这三种视角,只是其侧重点不同.劳动关系管理是以上三种解决途径...     

充分发挥基层党校在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中的作用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基层党校理应根据自身的职责和特点,在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领头雁;二、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培育基层党员干部树立科学的学习理念;三、发挥干训主渠道作用,切实提高学习的针对...     

论当代大学生的关怀教育

"学会关心"是当代教育的主题。文章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的"关怀缺失"现象,认为关怀教育刻不容缓。进一步阐述了大学中的关怀教育的关怀自我、关怀他人及关怀社会的内涵。最后提出了大学可以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心理咨询系统、班主任和辅导员、志愿服务活动和校园环境等几个方面,实施关怀教育。     

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20世纪50年代,我国侦查机关就开始采用耳目监听等秘密方式收集违法犯罪证据。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听侦查行为相继得到合法化。在这一合法化过程中,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主要从构建“附需要理由的严格批准程序”和满足“侦查犯罪的需要”的实体性程序这两个方面展开,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为保护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免受监听侦查权的任意侵害,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应沿着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构建渐次推进。首先,发展宪法上隐私权对监听侦查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法院许可令的构建,创设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控权机制;再次,通过廓清犯罪调查的一般需要与超越法律执行一般需要的特别需要之间的界线,建立隐私期待的适当性和“特别需要”原则这两个实体性正当程序审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