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可以从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讨论法益问题的领域两个角度来分析。在不同领域内讨论的法益,有不同的概念选择,发挥不同的功能。犯罪立法概念中的法益只能是宪法性法益,其功能在于为刑事立法者提供适当的刑事政策标准。犯罪司法概念中的法益,在入罪判断时只能是后刑法法益,可以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在出罪判断时只能是宪法性法益,通过法益价值的衡量,对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进行正当化处理。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对日本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日本法学界认识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的自由"等条款为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国民主权"表述为知情权依据.信息公开法未使用"知情权"概念,而强调"国民主权"和政府的"说明责任".国民主权与知情权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法律条文中同时出现并不矛盾.为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知情权"应当在信息公开法中得到确认.     

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红色教育科学化水平研究

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红色政权必须捍卫。由此,经常性地对党员干部开展红色教育,是新时代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题中之义,也是增强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党性修养、人民情怀、担当精神、作为意识、廉洁自律观念等的有效途径。针对前期出现的问题和不足,让红色教育返朴归真、实至名归,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秉持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让红色成为党员干部接受红色教育的鲜明底色,不断提高红色教育科学化水平。     

营商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保护与规制的博弈

营商环境下,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确保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助于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之时,应当注意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其规范化经营的引导与监管。兼顾民营企业的保护与规制,就是要防止法律规制民营企业的前置化,坚持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审慎适用刑法手段,注重刑法最后手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同时改变法律关于民营企业监管的滞后性局面,推行企业失信惩戒机制,创新消费者维权机制,建立积极作为的市场监管机制。     

党内法规制度质量：问题、原因及对策

现阶段,党内法规制度的质量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宏观上的问题是,党内法规规范体系不健全,缺乏系统完备性;中观上的问题是,有些党内法规制度缺乏适应性,不能充分反映和适应实际需要;微观上的问题是,有些党内法规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够强。梳理党内法规制度质量问题发现,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上缺乏系统性,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中的制度和机制不够完善,民主立规、科学立规水平有待提高。因此,提升党内法规制度质量,要系统建设党内法规三大体系,抓好制定流程管理,完善制定机制,贯彻科学立规、民主立规理念。     

人的解放：从思想活动到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基础上创立唯物史观的,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新历史观的关键环节。与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解放看作现实的历史活动不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其唯心史观的视角下把人的解放看作思想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也超越了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之前所有哲学家对人的理解,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阐述了人的解放的根本动力、主体力量、基本途径和最终实现,完成了人的解放思想的哲学变革。     

现代性视域中的疫情风险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新冠肺炎是一个全球性重大疫情。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不仅应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新冠肺炎有关科学性问题,而且也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思考这次全球性疫情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这次全球性疫情表明,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风险社会把握社会风险,对现代性文明进行必要的反思。我们要通过这次全球性疫情风险,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在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全球治理协作机制的构建和发展。     

缓解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的对策建议

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2019年6月18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同志在调研全市“稳就业”工作时指出,要高度重视就业工作特别是青年群体就业问题,加强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等问题分析研究,全力确保全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本文通过对重庆市2017届~2019届1800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抽样问卷调查情况分析,梳理出重庆市高校毕业生“慢就业”存在的四种情形及四个特点,分析“慢就业”问题的四个原因,对缓解重庆市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基础设施协调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基于港珠澳大桥和欧盟TEN-T项目的比较

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是区域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往往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因此,需要建立区域治理的协调制度来协调多元治理主体、项目建设和不同利益群体这三个层面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共同提供跨区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欧盟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各自的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协调制度。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基础设施的治理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在法治化的框架下实施区域协调;完善中央层面、区域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权能分配制度;区域协调机构应着重提升跨区域的公共利益;扩大区域治理的协调范围,创新公众参与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实务模式在防控疫情蔓延、平缓居民心态、链接生活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志愿者参与途径看,“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中的个体主动、从众压力下的群体驱动、基于科层权威的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发动的“网格+志愿服务”、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混合五种具体模式,并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效力。该实务模式尚存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定位分化、志愿服务风险系数高、志愿者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推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疫情防控效率,须明晰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基础,实施志愿服务的成本收益分析,筛选合适的志愿服务模式,总结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