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作为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理论探讨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宪法中进行了规定,公民教育内含的意识形态选择和国家认同在公民个体来看并不是实现公民个体自由发展的最好方式,因而宪法规定的受教育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教育,在内容选择上意识形态控制的色彩不能太过浓厚,在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认同感时,将公民个体与国家作为彼此相关的共同体看待,公民应当保持自身的部分独立性,国家应尊重公民的自主精神。     

我省藏区维稳处突中的“四打”之深度解析

当前,我省藏区维稳处突工作面临的形势可谓总体平稳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正处于敏感期、高危期、关键期。如何深刻理解“四打”（打得早、大得小、打得准、打得狠）之丰富内涵并正确运用,从而有效防范、及时发现、强化手段、精准打击各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净化藏区社会环境和执法环境,筑牢我省藏区维稳处突常态化管理根基。其作用日渐凸显。     

权益保障视角下警察执法环境优化的思考

警察是国家的公务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利益主体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矛盾较为集中,当人们的诉求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都将矛头指向了冲锋陷阵的警察,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恶性袭警事件令人震惊,警察权益受损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更为突出。警察权益的保障需要内部机制与外部土壤共同作用得以实现,公安执法环境是警察工作的土壤,是警察权益保障的重要因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建法治价值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已成为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并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这必然要求从制度体系到法治政府、司法机制、法治价值、法治队伍、法治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体系性变革,其中法治价值观的重建则至关重要。因此,应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把握法治多样性、法治底线与法治共识,构建具有兼容性与特色化的两重结构的法治价值观,并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基本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浅析侦查思维的矫正与启发——以侦查僵局为背景

侦查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任何侦查活动的开展都要受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侦查僵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侦查思维的错位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侦查活动也是一种思维活动。因此,创建新型侦查思维模式,克服思维谬误,能够有效地带动案件侦查活动走出僵局,形成一种主动、理性、健康的侦查氛围,进而实现侦查目的。     

论刑法价值及其结构

保障自由(包括行为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刑法的根本价值,而作为刑法根本价值的保障自由包含着保障其行为没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少数人的权利或自由。维护秩序是必然性的刑法附属价值,且不可脱离权利或自由予以把握。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都在刑法正义价值的统摄之下,但刑法的正义价值以保障自由为主、以维护秩序为辅作为自己的应有结构,而此价值结构符合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而符合科学发展理念。     

日本和韩国侦查讯问监督方式探究

日本的侦查讯问监督有检察官监督和辩护人监督两种方式;韩国的侦查讯问监督分为第三者监督、记录制度监督和录像制度监督三种方式。各种方式尽管利弊共存,但相对比较成熟。因此,对日、韩侦查讯问监督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日韩侦查讯问监督方式,以推动中国侦查讯问监督方式的发展与完善。     

需要体系生产与制度结构创新的中国经济学——来自加尔布雷思的启示

加尔布雷思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正在告别贫困时代,进入丰裕社会。与此相应,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己任的经济学传统智慧已经过时,须依据需要体系升级对社会结构转型的要求,建立起私人生产与公共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平衡的新制度经济学。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正在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中国经济学亦面临类似问题。但中美两国制度环境不同,加尔布雷思的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落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有可能实现。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加尔布雷思的平衡经济学,为中国的需要体系生产以及制度结构创新,建立起全面生产的转型经济学。     

高空坠物中多元化保护救济受害人的反思

针对高空坠物中加害人不明时的困境,《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受害人提供了救济,其立法意图值得赞许,但细究之下并不符合法律逻辑。同情弱者和维护公共安全只是关于制度目的的解释,却不足以支撑其正当性。该条款采用的制度路径实质上是行为推定,但行为推定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理。有效解决这类问题或许要跳出侵权责任法,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救济途径。     

临战处置中的应激反应之透视

就临战处置而言,应激反应指警察对临战处置所做出的应变反应和处置能力。警察作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主体,必须具备强烈的临战意识,保持积极的临战思维,进入相应的临战状态,运用得当的临战方式,提高临战处置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