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自由·自主--住宅不受侵犯的价值蕴含

住宅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场所,更是人们寄寓温情与安宁的家园。作为个人的栖息之地,住宅自古以来就受到特别的保护,俨然作为与社会相对隔离的堡垒。近现代以来,住宅不受侵犯权已经成为普适性人权,它通过私人领域的划定,保护着人的安全、自由、自主,并以此凸显人的尊严。正是住宅不受侵犯权对人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各国均将其纳入宪法之中,并以不同于物质财产权利的精神性权利而熔铸在法律文本与民众心间。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价值分析

2007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试图通过创新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现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提高诉讼效率。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构建,体现了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商事行为概论

商事行为是指依商法所规定的商事主体以营利性营业为目的而从事的行为。商事行为的性质是法律行为,不包括事实行为。中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条、第3条规定的企业法人从事商事行为的范围,可以看作是对于商事行为范围的规定。在中国,具体的商事行为可以包括:商事合同、证券交易、期货买卖、商事信托、商业票据、商业银行业务、商业保险、商事代理、海商、商业特许经营、招标投标、拍卖、广告。     

法律与证券市场关系研究的一项进路——LLSV理论及其批判

合称LLSV的四位美国学者设立的“法律与金融”理论，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创造性地提出，法系渊源导致了不同国家对投资者保护的系统性不同，从而造成了证券市场系统性的强弱不一。总体而言，普通法系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强于大陆法系，证券市场也更发达。此种理论引发了大量讨论，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LLSV理论有相当的可取性，但学界也已对之提出了多种批评意见，主要包括：LLSV所用的测量指标选取和赋值中的问题、统计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与诸多国家发展事实的不契合及该种理论对法律移植过程之重要性的忽视等。从正反两面总结、评估这些研究，将对法律与证券市场的关系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论公安机关应对媒体监督的路径选择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公安机关应有的"雅量".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政府应该与媒体建立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建议在梳理公安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合理的程序促进两者之间的互动,从而满足民众的各项权利.     

发挥工会主导作用推动中外企业文化对接

中外企业文化对接是工会工作的新领域,推动并实现中外企业文化对接,要求工会组织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努力营造"劳资和谐"、"劳资共赢"的局面,更好地维护员工的利益.     

在押社会底层人员罪犯的犯罪原因研究——基于“从监狱押犯构成透视社会管理创新”的课题调查

近年来,社会底层人员犯罪呈逐渐上升趋势,调查统计,当前监狱在押罪犯中,社会底层人员罪犯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探究社会底层人员犯罪原因尤为必要。就社会底层罪犯的犯罪原因而言,诱生因素存在于个体、社会、家庭三个方面,对于重新犯罪罪犯还包括监狱管理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综合发挥作用,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孤立起来都不能单独产生犯罪的结果。只有深入探究并认清社会底层人员犯罪原因,才能有针对对性地预防犯罪,并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依据。     

反腐治本之道：制度推进、参与氛围和常态化反腐路径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改革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多发期，贫富差距和遏制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反腐败作为保障分享式发展的基础环节，不仅要惩戒贪腐，而且要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和利益分享的公共秩序，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富而有礼。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看能否在既得利益、权力和人情的复杂纠葛中探寻到腐败扩散的机制，进而通过制度推进和公民参与来阻断它并进行主动防御。这便是公民文化框架下的防腐扩散机制。它包括微观结构上的资源开放、规则透明、问责制等流程，和宏观秩序上基于“民治才能民有”的制度建设和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参与氛围。这种微观结构与宏观秩序的互动，将有效稳妥地解构既得利益圈子，使熟人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形成对腐败的普遍抵抗机制，从而克服古典治理的困境，冲破“历史周期率”的命运，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权利空间的拓展——农民迁徙自由的宪法学分析

迁徙自由是人们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复合性”权利,它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限制迁徙自由为实际内容的户籍制度,造就了不公正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阻隔着人们以自由迁徙的方式完成“地缘的结合”和“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抵牾。迁徙自由体现着对人的价值的宪政关怀,它为农民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及其权利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瓦解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祛除由此而生的城乡歧视、城乡差别提供着制度上的契机与可能。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由迁徙有助于形成政府间竞争博弈的宪政权力结构,有助于形成宪政所必需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性。只有当农民以具有完善人格和个人理念的“自由公民”形象出现并真正成为政治关系的完整主体时,才能为宪政和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