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应直接受理未经索赔的“保险给付之诉”——兼议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经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因而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应当认识到理赔程序在确定保险给付之债上的重要意义，依据索赔——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国际私法中弱者权利保护方法

法律的正义价值高于其他价值。国际私法中的弱者权利保护方法与正义有天然联系。晚近的国际私法倡导对弱者的保护。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体现在涉外消费者的保护、合同关系中"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保护妇女、子女等的立法,以及跨国侵权关系中对受害人的保护。保护弱者是国际私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彰显了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     

关于做事文化的哲学思考

做事就是实践。基于实践的做事文化的具体形式显现出多种多样性，哲学只能对做事文化作出归纳，这就是依据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基本文化类型，归纳出三维做事文化。做事中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有做人与做事的关系问题，有求真与务实相统一的问题。对“先做人后做事”的正解正行，是做事文化中的属人的正面价值取向。针对人做事过程及结果呈现的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要高度重视能够把外在的客体尺度与内在的主体尺度实行内外有机统一起来的中介性尺度，即制度。人类实践活动或做事过程所追求的正面价值就是真理原则、价值原则与好的制度这三个尺度的良性互动与整体三赢过程，这也是人类实践与做事文化的最佳追求与最高境界。     

关外取经第一人

唐僧取经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历史上还有比唐僧更早的西天取经人，北燕高僧昙无竭就是其一。昙无竭取经出发时间是公元420年，比唐僧取经早了207年。     

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方针与法律法规适用

打击处理法轮功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 ,必须坚持党委领导 ,坚持团结、教育转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方针 ,区别对待 ,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矛盾的政策。政法部门必须实事求是 ,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密切配合 ,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提高认识 ,突出打击重点 ,加大打击力度 ,加强宣传发动工作 ,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及其司法解释 ,既要保证打击处理的准确性 ,又要注意打击处理的社会效果     

教育新观念与公安人才培养模式

公安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又有公安高等教育特定的特殊要求.本文对现代教育思想观念进行了分析,并就公安高等教育如何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一些思路.     

抗菌肽的构效关系及其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进展

论述了抗菌肽分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抗菌肽的抗茵机制及其基因的表达调控途径,阐明了不同来源的抗菌肽均有相似的抗病机理,但来源不同的抗茵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及调控途径.认为研究抗菌肽的调控机制,对深入认识机体抵抗病原体的侵袭方式及机理,进而人为调控抗菌肽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多数对中国草根组织的研究都将"合作"视为草根组织处理与其他组织间关系的最佳行动策略.基于对一个草根组织的个案研究,发现:其一,"合作"并非总是草根组织与其它组织优先选择的行动策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与政府相关部门)"不合作"可能是边缘草根组织经常选择的策略.其二,面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草根组织可能采取四种性质不一样的行动策略:拒绝(不愿合作)、避免(不敢合作)、默许(可以合作)、欢迎(积极合作).同时,提出了一个"依赖-信任-决策者"的分析框架,对草根组织行动策略进行了解释.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思想盛宴

单民（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主编）法律方法与检察官思维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既与法学理论最基本的方法、原则相契合，又与司法实践尤其是检察实务紧密关联。会上各位专家学者针对法学研究方法、法学论文写作方法、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方法以及法学期刊编辑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畅所欲言，见仁见智，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思考和新的启迪，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公司社会责任背景下的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们拟通过《公司法》总则性的规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等现有的立法规范与司法实践，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与实施细则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在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从立法上完善消费者的监督权，提升社会公众的监督意识，通过激励的方式来促使公司内部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与制度化，从而促进公司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过程之中，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构建诚信与和谐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