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

国外民法中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否定了给付者的返还请求权,但是刑法中如何处理则存在一定的争论。日本刑法将不法原因给付划分为不法原因给付和不法原因委托,前者是终局性的利益转移,此场合给付者放弃财物的所有权,并不存在成立侵占罪的余地;后者并非终局性的利益转移,委托人对委托物享有所有权,受托人非法侵占的可以构成侵占罪。     

论19世纪泰国外交成功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之原因

19世纪泰国外交成功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带来的规范层面的变化以及当时亚洲和欧洲的地区局势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泰国近代改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则和观念等规范的改变上。在保持信仰等根本传统不变的情况下,泰国按照西方流行观念做出部分融通,重塑了自身身份,减少了与西方不必要的摩擦。这些规范层面的改变在与西方的交往中被感知,它们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外交活动的开展。此外,地区局势也为泰国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便利,西方国家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以及欧洲不断产生的矛盾和力量的变化无疑对泰国外交的成功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论相对破裂主义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随着我国离婚数量的快速上升,离婚的标准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情形的离婚案件中,各方都关注法律是否能公正适用.总的说来,法院在裁判是否离婚时会慎重抉择,因为处理不当的话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婚姻法》中,关于离婚标准的规定存在立法缺陷.因此,探讨“相对破裂主义”作为《婚姻法》的离婚标准之一在我国也就具有了积极意义.相对破裂主义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其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应该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在《婚姻法》上作出明确规定.     

新疆未成年人犯罪特点与趋势分析

现阶段,新疆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犯罪生活区域、犯罪类型呈现出新特点,以财产型犯罪为主,由个人犯罪向家族型犯罪转变,少数民族未成年犯参与恐怖活动犯罪增多,犯罪手段有向成人化、暴力化、智能化、团伙化、专业化转变的趋势,需要全社会群策群力、齐抓共管,有针对性地调整预防新疆未成年人犯罪和教育转化的对策,做到标本兼治,尽最大可能降低新疆未成年人的犯罪率。     

论检察机关部门联动式公益诉讼模式的构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从检察机关的基本性质入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初步探寻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扮演的角色。新设职能不必新设机构,探索建立以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为主体、多部门联动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模式,是一条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公益诉讼之路。     

过度劳动的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探析

导致过度劳动有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历史因素是指受制于历史条件的劳动生产率低下,人们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选择过度劳动。制度因素是指导致过度劳动的制度安排。分析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导致过度劳动的原因,历史因素始终在发挥着基础作用,直到近几十年仅在少数发达国家才日渐式微;制度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当劳动以集体方式进行时。因此,反过度劳动只有针对制度因素才可能有效;相反针对历史因素,既无必要,也难以取得效果。     

实现社会公正的新思路——基于对道德修养与社会公正内在联系的思考

本文从道德修养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挖掘实现社会公正的新思路:提高道德修养,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实践主体和人格支撑;树立正确道德修养观,坚持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辩证统一。这将对公正研究有所裨益。     

民法上国家政策之反思——兼论《民法通则》第6条之存废

《民法通则》第6条后半句要求民事活动(于法律无规定时)遵守国家政策,但未规定违反国家政策的法律后果,因此并无行为规范的性质,仅有法源适用规范意义。国家政策因本条规定而跻身于民法法源,其范围应当限于国家最高一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制定的政策性文件。司法实务中,第6条及国家政策的适用颇为混乱,误用、滥用第6条或国家政策的判决屡见不鲜。作为权宜之计的"遵守国家政策"之规定现已丧失立法基础,现行宪法性法律和民事基本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均未承认国家政策的法源地位。国家政策亦不具有作为民法法源的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民法通则》第6条后半句事实上已被废止,整条亦无继续存在之必要。国家政策或可作为辅助资料,发挥裁判说理参考的功能。     

“后意识形态时代”的青年期待

从“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到当下“后意识形态时代”的青年期待,这是学理探究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趋向的逻辑主线.基于此发现,我国青年意识形态不单单是一种“本体论存在”,更是一种“关系型构成”:“多元、多样性、碎片化”的意识形态承认与“单一、同一性、聚集化”的意识形态转向.全景式解读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生活现状,系统归纳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规律生成,最终实现对“后意识形态时代”青年期待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