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民主党派组织系统的“细胞”，是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民主党派开展各项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才能增强民主党派的凝聚力，发挥好整体功能。近年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加强和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探索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不断增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是当前民主党派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两大理论成果比较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两大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创新性、继承性与发展性。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当新的时代、新的实践提出新的课题时必将产生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不断开拓新的境界。     

信用证非单据条款研究

从分析信用证上面的条款着手,在不损害信用证独特性质的前提下,利用合同法的理论,通过将体现开证行和受益人合意的、单据性要求的条款称为信用证“单据条款”来界定其反面——信用证非单据性条款;分析了相关的法律对于信用证非单据性条款的规定,以厘清法律对于这种条款的意见;通过比较分析两个相似的信用证非单据条款判决来分析司法实务界的看法,指出法院在处理非单据条款的时候会突破UCP500第13条(C)的规定而适用合同法。最后对如何处理这种条款提出了建议。     

公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几个疑难问题浅探

本文围绕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六个方面公安执法行为不服，是否可以提起公安行政诉讼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重新认定及交通事故伤残重新评定可起诉；当事人不服当场盘查、强行驱散、强行带离现场不可起诉；当事人不服公安刑事执法不作为和公安机关交通管制通告、立即拘留是否可起诉，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同时，本文对公安行政诉讼是否需复议前置问题，从公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了论述。     

硬盘腔体故障的分析及处理

本文就硬盘的腔体故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并提出了对上述故障的修复及处理办法     

网络问政常态化是大势所趋

网络问政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网络特有的广泛性和交互性是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正因为如此，网络问政才能以其特有的强大生命力不断地向前发展，成为现代人们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网络是当今领导干部了解民情、集中民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渠道。面对日益增多的网民参与，推动网络问政常态化已是大势所趋。     

改革开放30年刑罚消灭制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刑法学界对刑罚消灭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刑罚消灭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时效制度、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等方面.以1997年刑法典颁布为界,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而言,当前对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在整体研究水准上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但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进一步重视和深化比较研究.在研究重点上,对于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尤其是刑罚消灭制度的特征、理论根据等诸多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论注册会计师职务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对第三人责任为中心

注册会计师职务侵权的民事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国家学界探讨的难点与重点,因为每一起针对注册会计师的诉讼,往往都演化为整个职业的一种危机.而责任承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会计师内部责任理论不能充分体现民事责任制度的惩罚与教育功能,应当予以摈弃,会计师应当也可能单独成为过失侵害第三人民事权利的独立责任主体.     

论《民法总则》中习惯的司法适用

《民法总则》第10条承认了习惯的法源地位,这里的“习惯”应定位为习惯法,而非事实上习惯.习惯法有其具体的适用条件,即法律规定存在真正漏洞、待调整事项存在习惯法规则、习惯法规则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和制定法.习惯司法适用的逻辑终点是法院在个案中确认习惯法规则,经个案积累形成习惯法,最终还可能引发习惯立法.习惯立法意味着习惯法法源地位的消失.《民法总则》生效后,我国应沿着事实上习惯——个案中的习惯法规则——习惯法——习惯立法的进路,通过习惯的司法适用发现习惯法.     

后TRIPs时代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价值选择

后TRIPs时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与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接轨;但我国自主创新比例却相当低,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外知识产权权利人进人中国后封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工具。一国的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价值取向应当与其具体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相适应,反映其“本土性”、“时代性”的特点。作为拥有知识霸权的发达国家,已放松了对知识产权反垄断的规制,持有利于知识产权人的立场;他们的立场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我国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过程中,当务之急不是去寻求国外的立法技术移植;而是从战略高度确定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价值取向,即以社会公益为本位,强化反垄断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