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回避制度——以比较法为视角

刑事回避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它对刑事案件的公正、公平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国外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以比较法为视角，全面阐述了刑事回避的启动与决定；刑事回避的适用对象与适用原由；刑事回避的法律后果与救济等内容。     

转型阶段构建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探析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国企改革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本文在分析适合转型阶段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提出原因和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出资人制度的体制框架构想和外部条件。     

论工会在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以山西省潞安矿业集团王庄煤矿工会为例

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是防止有害职业因素对女职工生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保护女职工能够健康持久地从事劳动生产的一项制度标准.明确工会在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中的定位,对于充分发挥工会维护弱势群体的作用,实现建设和协调劳动关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Genetic diversity and forensic evaluation of 10 STR loci in Lodz region of Poland

Allele frequency data and forensic efficiency parameters for 10 STR loci: D3S1358, vWA, D16S539, D2S1338, D8S1179, D21S11, D18S51, D19S433, TH01 and FGA, were estimated from a sample of 207 unrelated individuals in Lodz region of Poland.     

Population data of nine Y-chromosomal STR loci in northern Poland

Allele and haplotype frequencies of nine Y-chromosome STR loci were determined from a sample of 508 unrelated males from north Poland. Three samples containing insertion polymorphism DYS19 (duplication) and DYS385I/II (tri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

从国际法上讲,两岸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政府继承关系.但两岸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在于这一政府继承尚未完成,但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分别继承了大陆部分和台湾部分.实际上政府继承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权利能力的继承和行为能力的继承.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权利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而尚未完成行为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因此,两岸政治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国家层面、政府权利能力层面、政府行为能力层面.     

近十年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浅析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彻底废除思想政治教育,导致思想领域严重混乱.近十年,俄罗斯对这一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挑战.     

解放初期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工作——杨蕴玉访谈录

杨蕴玉,女,1936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记 者:杨蕴玉同志,作为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您亲身经历了解放初期北京市开展的铲除娼妓制度运动.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组织传播：台湾网络竞选的模式与策略

网络竞选是台湾政治选举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以后,网络竞选的模式与策略呈现出组织传播的特点。网络竞选不仅是一种宣传方式,还是一种组织方式。一方面是在组织中传播,借助社交网站进行病毒式营销,另一方面是在传播中组织,在互动和分享的过程中建立起动态化组织。     

德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新变化

<正> 北京大学刑法代表团应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之邀,并在其资助下于1995年10月14—29日访问了德国11个城市,考察了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总部、洪堡基金会总部、联邦外交部、司法部、联邦最高法院、马普研究所、弗莱堡大学、图宾根大学、奥格斯堡大学、巴伐利亚洲司法部、幕尼黑检察院、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司法部行政管理局、监察局、柏林少年监狱、洪堡大学、联邦法院柏林分院、联邦总检察长、联邦法院大律师、法思堡监狱和柏林少年监二十一个单位。其间与联邦最高法院院长瓦尔德·欧德斯克、总检察长迪特·璃曼以及联邦司法部副部长、有关大学的教授和政府各级官员、狱卒等进行了座谈。还旁听了最高法院的审判。通过上述活动使我们对德国的刑事法律制度的新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