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和平进程的新阶段对其政局影响深远——尼共(毛主义)加入尼临时政府

2007年4月1日,尼泊尔正式成立包括尼共(毛主义)参与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由22人组成,包含23个部长职位.其中,大会党主席柯伊拉腊任首相并兼任国防部长和卫生部长,这是柯伊拉腊第六次出任首相一职,此外,大会党得到和平与重建部长、科技部长、财政部长和内政部长4个职位.     

论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街区自治性

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同,是由同一条马路或联合数条马路上的商业店铺自愿参与的、以中小商人为主的街区性商人团体.商业街区是其主要活动范围,防盗、办学、防疫等街区公共事业是其重要活动内容.自主决策、自我管理、自筹经费是举办街区公共事业的重要机制,突显了马路商联会的街区自治性.在举办公共事业的过程中,商人的自治素养、公共意识、集体意志都得到了提升.     

从“排蓝民调”看民进党政治生态的滑轨与嬗变——一种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观察视角

民进党在2007年的“总统”和“立委”初选中首次采用“排蓝民调”。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角度看，“排蓝民调”的制度设计在客观上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实质是民进党内某些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以实现最大的胜选利益为借口，修改党内初选政治市场的制度规则，来谋求实现党内政治权力和利益资源的再分配。“排蓝民凋”并没有摆脱民进党路线之争和权力之争的既有轨道，但却使民进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并影响到民进党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劳动还原理论研究综述

劳动还原理论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持批评意见的学者从论证方法、理论的解释力和劳动还原理论与马克思其它经济理论存在着矛盾等方面进行了批评,而坚持马克思劳动还原理论的学者,则从劳动还原的地位、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原因、劳动还原方法和途径等方面进行坚守,中国学者在特定语景下也对劳动还原理论的完整性,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性质等进行了研究。     

法治不可能性辨析

没有哪个共同体已经完全实现了“法治”理想。对这一理想的内涵的困惑 ,似乎使得这一理想必然遥不可及 (亦即一个“含糊不清的理想”)。法律体系必定包括一些模糊的法律 ,它们典型地允许着法律中的权变 ,典型地支持着许多无法审查的官方决定 ,并且从来就不会对一个共同体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加以详尽规范。法治理想似乎永远无法实现 ,正是由法律实践活动的这些特征决定的。在这里 ,我要追问的是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法治中的“欠缺”( deficit) ;我将证明 :法律实践活动的这些特征并不一定导致“法治欠缺”的产生。我的结论是 ,共同体之所以不能实现法治 ,仅仅是因为政府对法治信仰的不忠 ,以及立法者没有真心追求法治理想 (或者说 ,他们制定的规则没有追求法治 )。法治并非必然难以实现。     

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

援助理念是塑造日本援助国际形象以及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的自我定位。战后日本的援助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经历了从省厅文件到内阁决议、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其内涵则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侧重点。不论日本的援助理念如何变化调整，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外交战略，作为经济协力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落脚点始终是寻找外交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利益均衡点。     

美国在阿富汗反毒品战略的调整及面临的新挑战

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制定了打击毒品的“五根柱子”战略，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但是阿富汗毒品问题却日益严重。由于缺乏安全保障。贫困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缺少政治保障，反政府活动与毒品贸易相互借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毒品战略不得不做出调整。然而，调整后的新战略依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塔利班实力的不断增长将使美国反毒品战略的实施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环境；二是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妨碍反毒品战略的实施：三是美国的利己主义立场妨碍其在反毒品方面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四是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在阿富汗实施反毒品战略带来资金上的困难。     

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研究

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决定了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职责、权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将破产管理人定位为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将会是最合理的选择。     

维和行动与人权保护——以国际刑法为视角的思考

二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使后世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创设了“维持和平行动”。五十余年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维和行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维护和平、安全与人权的同时,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隐患与现实问题。本文以国际刑法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强化维和行动中人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法治与法的可诉性

法的权威性与其适用性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法律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律除了空洞的词汇外,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而,法的可诉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的可诉性是司法权得以行使的前提;是对行政权行使的有效监督和控制;更重要的是为保障公民自由地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可靠的手段,而这正是实现法治的核心价值所必需的。法的可诉性在加快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不能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