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私法意思自治原则及其完善——对我国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第五十条的思考

导源于罗马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国际私法中解决法律冲突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方法。在新近的冲突法立法中,该原则已经跃出合同领域并延伸到侵权、婚姻家庭、继承等传统冲突法严禁意思自治的领域。我国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第五十条也采用了意思自治原则,但相对于国外的立法显得甚为简陋。全球化经济给我国的国际私法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如何从立法方面保障国际交往的顺利进行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此,文章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完善我国意思自治原则加以思考。     

论欧洲和非洲人权保护制度对国际法主体理论的挑战

根据传统的国际法理论 ,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现代国际法理论则认为 ,享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只能是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 ,长期以来 ,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一直被排除在国际法主体范围之外。但实践中 ,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特别是欧洲和非洲人权保护制度已逐渐发展到赋予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以国际法主体地位 ,这就对国际法主体理论提出了挑战。欧洲和非洲人权保护制度对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有关国际法地位的规定 ,应当被视为国际法的发展     

军事斗争行为的法律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国际范围的军事斗争行为中,个人也逐渐成了其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战争权不再是国家的绝对权利,作为国际法的正常主体要负法律责任。从国内法角度看,法与军事斗争具有阶级同源性,它们的政治本质相通,社会作用也相同,虽然某些军事斗争行为不仅具备犯罪构成的外部特性,也确实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但由于其特殊性,行为主体阻却违法应成立。在国际社会中,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现已被国际法确认为非法,并且联合国对一国采取军事斗争行为的合法性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英国青少年司法体系的改革及启示

最近几年,英国政府进行了青少年司法改革。改革后的青少年司法体系独立,特点鲜明,内容有针对性,既有一些专门的基本性法律,又有对基本法的具体落实和进一步阐释。这一司法体系加大了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罚力度,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重要环节。这对于我国青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简论我国实行收费公路政策的必要性

我国的收费公路政策对我国公路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收费公路政策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经过国家的治理整顿已基本好转。而且,从我国目前公路发展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需求这一现状来看,今后公路建设的任务仍十分繁重。因此,目前还必须继续实行收费公路政策,而不应取消这一政策。     

村民异质性与农村社区的信任——一项对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

人口异质性将如何影响农村社区的信任水平?文章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探究村民异质性与农村社区的两种信任——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关系。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对严重犯罪坚持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改进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微量物证提取探究

微量物证是刑事案件、交通案件中常见的一类物证,在发现、提取过程中我们除了遵循微量物证提取的基本原则以外,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物证存在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对物证进行提取,在承载物上寻找、发现、定位和分离待检样品,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法治视角下的高校教师聘任制

教师聘任制是深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但目前高校教师聘任制尚未纳入法治的轨道,不仅聘任合同的性质尚未澄清,而且聘任的依据、程序、监督、教师权利的救济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尚未形成法律机制。必须在法治的理念下,以立法来规范高校教师的聘任行为,摒弃教师对学校的行政依赖关系,将工会组织对学校聘任行为的监督法制化,完善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措施,确认聘任争议的可诉性。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