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浅析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

绿色增长正在成为世界谋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各国都在寻求实现绿色增长的发展战略。1997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促使积极探索经济转型新路的韩国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韩国政府为此提出并开始实施“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制订并发表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与五年计划”以及相关的法规,详细阐述了韩国推进这一战略计划的长远规划、战略目标、实施计划、政策措施等,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实施机构。韩国积极推动的绿色增长战略充分揭示了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意在谋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构建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模式和动力。     

当代侵权法比较研究

侵权法在两大法系中所采路径截然不同、风格各异,这一特点与具体规则模式和一般原则模式之间的现代法律理论的区别是相伴而生的。比较侵权法的焦点主要不是实体问题,而是侵权法的基本结构和模式问题。在侵权法的诸多具体制度上,两大法系远比普遍认为的那样更为相近,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差别。     

空白刑法规范的特性及其解释

空白罪状由于概括性的委任立法使得规范弹性具有难以避免性和合理性,法律概念的相对性更为明显,部门法规范的易变性也使得其容易出现偏离立法规范目标的情况,对其必须进行刑法的独立规范判断,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倡双向对应的规范解释路径,能够有效地实现概括的类型化转向具体的定型化,获得规范与事实的一致。由于罪刑法定在技术上并无制约作用,因此规范解释空白罪状时,重要的是合理运用解释方法,以得出妥善结论,注重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可以有效地实现刑法的规范保护任务。     

论对犯罪收益的民事没收

民事没收是一种对物不对人的制裁措施,它所针对的是一类特殊的财物,即犯罪收益。民事没收可以在没有刑事案件的情况下没收财产,即便被告人已经死亡或者在逃,甚至即便还不知晓谁实施了违法行为。民事没收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求那些声称对财物享有合法权利的人员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并且只要求法官"根据优势证据"的标准证明裁断有关财产是否应被没收。我国应当借鉴外国的民事没收制度以及相关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针对犯罪所得或者违法行为收益的、独立的财产没收制度。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浙江经验

与市场化进程和社会治理体系发育互动演进的政府改革是"浙江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转变施政理念,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推进制度建设,实现从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向"全面履行"转变;创新政策工具,实现从公共服务的"单一供给模式"向"复合供给模式"转变。但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仍然面临着深入推进的现实困境。当前我国的权力配置结构未发生重大调整,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艰难的重要原因。在法治的框架下,以调整政府层级间关系为突破口,建立"混合型行政管理体制",增强地方政府自主性,加强社会问责,确保政府职能全面履行,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以公平为导向的职称评审制度构建研究

公平的制度安排是专业技术人员对职称评审制度的理性诉求,但在现实职称评审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造成了职称评审制度的公平缺失。构建以公平为导向的职称评审制度,应在职称评审的规则与程序、专家库建设、评委会管理、业绩证据认定和评审过程监督等方面作出制度设计。     

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

服务型政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近十年来,通过确立服务型政府基本理念、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政府间职责分工不合理,社会政策体系整体规划缺失,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完善,使得发展型政府难以超越,政府转型远未完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服务型政府,除了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巩固、确立新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政策体系等制度基础外,关键在于为政府转型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思维方式的演进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或社会制度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思维方式的更新密切相关。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行政理念、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政府模式的选择和行政管理的效果。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古代的整体性思维到近代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直至现代生态思维的嬗变,政府模式也相应经历了从古代朴素、低级的生态型政府到近代的反生态型政府直至现代的生态型政府模式的转变,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