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时期湖北监狱管理制度研究

监狱制度是实施监狱管理的重要工具。国民党政府时期,湖北监狱管理沿用清末旧制,继而又大量沿用北洋政府的监狱管理制度。司法行政部、湖北高等法院及其所属监狱也都制订和颁布劳役、收监与戒护、分管分押、教诲教育等管理制度。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湖北监狱制度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独裁工具,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黑暗与腐朽。     

楼房入室盗窃案件的特点和现场勘查技巧

楼房入室盗窃案件呈逐年上升之势,已成为城市严重治安问题之一。楼房入室盗窃案件的侵害目标具体,时机选择比较固定,作案手段具有特殊性和习惯性,多为团伙流窜作案,现场容易被破坏。深入分析楼房入室盗窃案件的特点,掌握此类案件的现场勘查技巧,提高现场勘查质量,是快速破获此类案件的先决条件。     

揭开"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面纱——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的论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发表,就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反思性的大讨论.邓先生这一理论大厦的核心范畴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因此,对邓先生的这一范畴进行解读后,对已有论者对它的探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追问这样的问题:这种"理想图景"到底能走多远?它能否担当起邓先生所赋予它的那些重任?它究竟是通过智性努力可以形成我们共同记忆的理想,抑或仅仅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幻象?     

日本公司治理中的执行官制度研究

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排除不正当的经营并提高经营的效率性。日本于2002年商法修改中引进了类似美国的执行官制度,并期待以此来促进经营的效率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引进了该制度,但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所有股份公司必须采用它,公司可在原有的经营体制与新体制之间自行选择。这意味着,决定公司治理模式优劣的不是法律,而是市场,公司法的作用应该是为公司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马动脉炎病毒的血凝性研究

在RK-13细胞上培养的马动脉炎病毒(Equine viral arteritis,EAV)在4℃、室温和37℃条件下,用多种动物的红细胞进行血凝试验,病毒在不同温度下均可凝集小鼠和鸡的红细胞,但不能凝集牛、绵羊、山羊、马、猪、豚鼠、仓鼠、兔及鹅的红细胞.将病毒用吐温-80和乙醚处理后,血凝活力会显著增强,其HA效价比未经处理的病毒高4-8倍,且血凝像更加清晰.处理病毒的最适条件是在冰浴状态下用终浓度0.6-1.25 mL/L吐温-80振荡处理15-60 min,再加1/2体积的乙醚振荡作用5-15 min.     

行业场域中的制度同形与企业欺诈行为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再思考

文章基于行业场域中制度同形的视角分析了三鹿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三鹿事件不是个案,就三鹿谈三鹿,很难形成对三鹿事件全面、科学的认识。文章从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与规范性同形三方面论述了行业场域在三鹿事件中的地位,还原三鹿事件发生时整个行业的生态。     

葡萄球菌GST-mTSST-1融合蛋白抗体间接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以纯化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无毒诱变超抗原GST-mTSST-1融合蛋白作为检测抗原,通过优化ELISA反应条件,初步建立了检测血清特异性GST-mTSST-1抗体的间接ELISA方法,监测了小鼠血清中特异性GST-mTSST-1抗体水平的动态变化规律。方阵试验确定的GST-mTSST-1抗原的最适包被浓度为5.0μg/mL,血清最佳稀释倍数为1∶100,ELISA阳性反应的临界值为D490 nm≥0.219,批内和批间重复试验的变异系数均小于10%。应用该方法对试验小鼠血清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建立的间接ELISA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较好的重复性,适用于检测特异性GST-mTSST-1血清抗体。     

《监狱法》缺陷的另类解读——以罪犯服刑能力为视角

《监狱法》的适用为我国改造罪犯、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监狱法》也存有一些立法上的盲点,例如对服刑能力的规定就是如此。服刑能力是罪犯接受刑罚惩罚的能力,对一个具备完整服刑能力的罪犯实施惩罚是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的,但是,对于一个服刑能力有缺损的罪犯实施强制性改造则是非人道的、非正义的。我国对服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立法上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这就使得服刑能力成为刑罚改造实践中的一个盲点。     

新形势下的非法集资特点及对策

当前的非法集资呈现出集资手段多样、新颖,侵害对象多元化,涉案数额巨大,犯罪组织严密,跨地区流动作案等特点。非法集资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处理不当后果严重,寻找相应的防治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不争执条款既有阻碍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美国、日本、欧盟在认定不争执条款的效力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一般指导原则下的个案分析。它们运用一套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具体规则,将宏观经济背景、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状态、权利质疑成本等因素类型化、具体化,主要依合理原则进行考量,协调知识产权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变化。我国应当甄别性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不争执条款的立法和执法。